金代大定时期汉化程度深，而且范围广泛。世宗推行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快速发展。大定时期，诗歌创作表现出三种审美趋向。第一是由地理、历史、民族因素而形成的地域性特征——崇气格；第二是由政治、宗教、哲学因素而形成的普遍性特征——尚自适；第三是由文化、教育、艺术因素而形成的时代性特征——重典雅。在“国朝文派”形成时期出现的诗人，已不再有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排拒倾向；艺术上受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宋诗的影响，其中出现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诗人，如大定初刘迎、后期周昂、史旭等，其诗歌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所以，赵秉文、元好问等将“国朝文派”纳入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的“文统”、“道统”的发展轨迹之中。蔡珪、党怀英、王庭筠、周昂等豪杰诗人构成大定时期诗人队伍的主体，他们的作品已融合了南北诗风，不仅实现了诗歌主题由金初“宋朝文派”到“国朝文派”的转移，也促进了诗歌追求“气格”的、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特质。这段时期的少数民族诗人有女真族的完颜雍、完颜璟、以及女真皇族宗室完颜允恭、大臣完颜匡等，契丹族的代表诗人移刺履等。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表现出高度汉化的倾向，诗歌风格典雅、手法多样，但同时又保存着北方少数民族朴素、豪放的艺术表现，具有北方地域文化特征。大定时期形成的自适诗风，与佛、老思想的影响，以及金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如民族关系、朝庭党争等，有直接关系。文人的仕途空间受到压缩，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功名意识。大定末到明昌时期，典雅诗风占据了文坛主要地位。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统治者有条件进行礼乐制度建设。出于需要，代表诗人相继入京，供职翰林，京城成为诗歌创作中心。朝庭逐渐形成宴享之风，文人们中间也兴起浓厚的士大夫生活情趣，擅书法，喜绘画，带动了咏物、唱和、继韵、宫体等题材的诗歌的大量产生。在诗歌体式上，出现了集句、回文、连珠、寓言、渔父、天随子等，丰富了大定时期的诗歌创作形式。这一时期的诗坛，诗人喜大量用典，体现了大定诗人学宋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反意用典，反映了文人价值观的时代特征与北方地域文化刚直、磊落的性格。组诗用典，折射出大定诗人的多元诗歌主题。大定时期，南宋与金朝的南北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往来，南北方的文献典籍(包括不少的诗文作品)相互渗入，为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也体现出中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