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运用现代小说叙事学的理论,从农民工小说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的关系出发,针对农民工小说叙事自身的突出特点,对其进行了散点透视、典型化的论述方式,多层面多角度论述了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特征、叙事方式、性别特征、思维范型和情感特征,揭示了农民工小说叙事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方式,形成了对农民工小说叙事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认知和把握。农民工小说是指新时期以来以农村(或乡镇)进入城市的农民的打工生活为题材和叙述对象的小说。这类小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萌生,90年代得到发展,新世纪初期勃然兴盛。农民工小说叙事是实践路线,“以人为本”,经济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和农民工小说叙事的反话语性质一起形成了农民工小说叙事的发生机理和话语运行方式。农民工小说叙事就是在遵循和僭越它的意识形态的张力中展开的。以农民工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异乡”时空体和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特别反映了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新质。农民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彰显了农民自身素养的提高与自主精神的丰厚,成为时代农民自我觉醒和心灵解放的标志,并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农民”的叙述主体资源。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时空体是“异乡”时空体,凸显了主人公犹疑恍惚、摇摆漂浮的生存状态。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集中书写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女性命运,充分暴露了男权社会的专横、阴暗和丑陋。少数描述进城农村女性新变的作品显示了农民工小说女性意识的深度,勉为其难切入了时代的本质。农民工小说叙事也具有突出的戏剧性。聚焦和放大危难情境中的农民工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干脆峻急的事件式叙述以及最大限度隐匿作者的叙述声音又有效强化了它的戏剧性。然而,农民工小说叙事的局限性至为明显。农民工小说叙事整体上欠缺对人物精神世界和人性的深度追寻,这也影响到它的女性意识批判的锋芒和戏剧性效果,并将其基本限定在悲情叙事的层面,没有能够上升到平民悲剧的高度。究其原因,农民工小说叙事深受“二项对立”思维、乡土情思和“他主性”思维这些文化原型的影响和制约,从而抑制了它的叙述和想象空间。而现代主义的驳杂和后现代主义的阴影又导致了叙述主体艰难的价值选择和叙述焦虑。相比丰富多样、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现实生活,农民工小说叙事显得颇为平淡和单薄,未能很好承担起社会转型期文学叙事的历史使命。农民工小说叙事可谓阶段性的文学成果。不过它显现了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使农民工小说叙事主要成为“农民”的“身份化”叙事,从而在集中描述社会大转型的改革开放时代独特的一种生命历程。这是农民工小说叙事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可见,农民工小说叙事是一个多棱镜的矛盾体。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的分析和论述清晰地展现了它的这种存在状态。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悲情”二字都贯穿在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方方面面。这样,农民工小说叙事还是在诚实的揭示一种时代精神的症候。迄今为止,农民工小说叙事己进行了形式多样的艺术探索,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小说文本。但是,相比汹涌磅礴、富有丰赡的现实生活,农民工小说叙事虚构的世界还是显得单薄了些,远未达到成熟和伟岸。生活在继续,农民工小说叙事还会继续。农民工小说叙事必须克服叙述主体自身的限制,向外部世界和心灵世界双向拓展。或许,农民工小说叙事的辉煌还在以后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