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学者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入华欧洲传教士的著作以及中文书籍的引入是17世纪德意志学者展开研究的重要条件。勃兰登堡选帝侯积极扩充王家图书馆的中文图书，他先后任用的两位中文图书管理员，缪勒与门采尔，成为最早自学并掌握一定汉字知识的德意志学者。缪勒是一位新教牧师，他热衷收集中文文献，且通过欧洲能够找到的学习材料，如《天主经》中译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双语译文，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希冀找到学习中文的捷径。职业医生门采尔醉心于中国语言、历史层面的研究。他借鉴入华传教士卫匡国、柏应理、迪亚兹等人的著作手稿，完成《拉汉词典》、《中国古今帝王世系年表》和一部中文工具书手稿，目标是在德语区推广中国语言文化。　　18世纪前期，年轻的巴耶尔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入华欧洲传教士的交流，完成研究著作《汉语博览》，进一步扩大中国语言文字在欧洲的影响，推动学术层面中国研究的深入开展。巴耶尔英年早逝，18世纪中后期德意志学者的中国研究相对沉寂，该研究领域的勃兴要到19世纪。不过，仍然有极个别学者依从个人兴趣，致力中国研究，例如纽伦堡学者穆尔。他通过宣传《本草纲目》、译介中国小说《好逑传》、令学术层面中国研究的传统得以延续。　　客观上来说，从语言学习、文献译介等角度开展中国研究的德意志学者人数有限，影响力亦有限。17-18世纪，更多的德意志学者借助研究著作、传教士译著来了解中国文字、典籍等等，进而解读中国文化、体制等等，其中不乏博学大家。基歇尔、莱布尼茨以及赫尔德即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密切关注与中国有关的讯息，藉由他们的学术声望，推动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关注。　　基歇尔的著作《中国图说》是欧洲知识阶层了解中国讯息的重要文献，此外，基歇尔有关中国文字源于埃及的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欧洲学者的汉语汉字观，其中利弊有待评说。至于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种种，学术界已有充分讨论。莱布尼茨对待欧洲以外文化的开放兼容心态，值得后人称许。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态度，并非贯穿始终的偏爱，而是渐趋理性，客观分析。作为18世纪中后期思想先锋的赫尔德关注中国，他通过入华传教士的研究、翻译了解中国。因为《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中著名的“木乃伊”譬喻，赫尔德几乎被定格为“贬华”代表。但是，赫尔德并未固化他的中国思考，而是不断吸取新讯息。他对于儒家学说、汉字、‘中华帝国的批评是事实，但这并未阻止其晚年译介中国典籍段落，尊重并肯定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国内学界迄今还较少关注赫尔德对华思想的发展性转变。　　综而言之，面对日趋丰富的中国信息、中国元素之际，17-18世纪的德意志学者坚持个人理解，并不随波逐流，体现了难得的学术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