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山丁若镛是朝鲜历史上罕见的善鸣者。他所遗留的著作,涉及内容十分宽泛,包括经学、政治、经济、法律、天文、文学、地理、教育、医学、农学、考证学等诸多领域。作为实学大家的丁若镛,更是李朝后期文坛的代表诗人之一。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对他的《舆犹堂全书》之《茶山诗文集》中记载的记,叙,跋,序及书信当中,有关文学创作论和批评论为记载为基础,从文学本质论、文学功利论、民族文学论等三个方面着手,探究丁若镛的文学思想。就丁若镛文学思想的本质来说,传统的儒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他的“文以载道”论,就是在接受传统儒家文道论的基础上,结合朝鲜的实际所发展而来的。在他所说的“文以载道”论中,“道”便是本,“文”则是器。除此之外,他从“诗”与“志”的关系出发,强调文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的联系,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具备“匡济一世”的“功用”。同时,他还指出“诗非要务,然陶咏性情,不为无益”的文学创作主张,体现出自身所涵养的深厚文学功底。就丁若镛文学思想的功利论来说,他提出了“文乃经世之器”和“美刺劝惩之义”的文学思想,并由此发展出“文体醇正论”与“小说害道论”观点。就丁若镛文学思想的民族文学论观点来说,他的《朝鲜诗宣言》,与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创作实践,明确地说明其“朝鲜诗”的创作倾向,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之一。丁若镛不仅具有强烈的文学“主体意识”,即“我是朝鲜人,甘作朝鲜诗”,而且在其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将之与文学的实践相结合,从民族化的“用事”和具体的创作实践出发,严密地构筑了自己的民族文学论,暗合“匡济一世”的文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