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当事人证明其主张的重要依据,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据偏在情形增多,为保障弱势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被各国设立并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帮助弱势当事人取证的手段。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我国的可操作性,为各级法院援引使用该制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相比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发展和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的国家,我国本次对该制度的完善仍有不足,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各种问题与乱象。在这一背景下,梳理文书提出命令的概念等相关理论内容后,对比其他法域证据收集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国诉讼模式正在转变的实际情况,应当认为我国需要借助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来推动建立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保障当事人取证权,进而推动诉讼模式改革。通过追溯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立法历程并与其他制度成熟的法域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本次修改后,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立法层面还存在义务主体过窄、申请期限设置不合理、文书提出拒绝权规定缺失等规定不明确不充分之处。同时,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案例的检索和分析,发现并总结出文书提出命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程序运行不规范、制度适用率低等方面的问题。为解决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本次修改后仍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层面和实践层面两方面来思考并提出将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以期保障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能够得到正确运用,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取证权,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图0幅;表0个;参4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