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刑弊端的不断显现，世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兴起，使得社区矫正这一注重被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关注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我国走过了实践为先，立法在后的发展模式。作为一种由国家机关执行的非监禁刑刑罚方式，社区矫正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社会化，在惩罚与矫正并举的基础上更突显矫正性。但是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行，由于实践的初始与短期探索，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立法拖沓，矫正主体迟迟不得明确；司法行政机关职责重大，职效不高；矫正辅助措施单一，且不规范；社区矫正适用逐步增加，但对外籍罪犯适用不公现象突出；检察监督试探性进入，但环节缺失；社区矫正后续评估缺位，亟待建立等等。究其原因，有立法的滞后与低阶位，传统观念的质疑与冲突，社区人文环境的缺乏与不足，专业人才与民间力量的匮乏，社会配套和支持系统的不健全等等。本文在借鉴西方国家社区矫正成熟制度设置以及结合我国现实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从实体性制度完善角度提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设立和运行，社区服务令、宵禁等有效社区矫正措施的增设，社区矫正奖惩机制的细化和健全等；另一方面，从程序性制度完善角度提出审前报告制度的程序前置、内容扩充和禁止性规定，以重新犯罪率、刑罚成本、被告人被害人感受调查为重点内容的社区矫正评估机制的建立，流动人口服务体系等社区矫正配套制度的建设；以被害人监督机制和检察监督机制为主体的社区矫正监督机制的完善等等，以期社区矫正制度真正实现其独立刑罚方式的功效，成为我国成熟有效刑罚结构体系中的重要制度，与监禁矫正一起在共同预防犯罪的价值追求中实现最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