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有组织,而具有不同组织结构的社会,它们之间却有巨大的差异,组织化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的效率与行动能力。由于赣闽地区传统中的乡村社会处于松散的“半自治”状态,因此乡村中的许多事物运行并不在国家政权的掌控之中,而是由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来承担。民国时期由于赣南、闽西地区的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传统的稳定型乡村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而动乱型的会匪组织却得以急速发展,社会秩序被打乱。革命的力量进入乡村之后,通过乡村组织构建了一个新的稳定结构,它是一个以党组织为中心,聚集了多重层面、多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从而很快实现了对社会秩序重建。由于中共逐渐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组织形式与结构,组织力量的作用迅速在革命中得以凸显。这种以新式组织网络重构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仅对先前的传统组织本身,也对中共革命动员、组织下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此之后,网罗密布的乡村组织作为连接中共与民众的纽带,一方面将传统社会下既有的熟人社会之温情脉脉的民众联系打散,使之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另一方面也在组织的号召下建立各种新型民众团体密切互动,在历次运动的发动下彼此政治性联系更加频繁。正是这种政治依附性组织的大量发展,既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力量,使得权力深入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乡村中的居民均是直接暴露在国家政权的操控之下,也造成了一定制度性的弊端。虽然如此,但如果把广袤的乡村看作国家政权基础的话,那么与中共在基层的组织模式相比,国民党在广大乡村组织的精细程度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仍然是悬浮性政权。通过中共对乡村政权的获取过程,对基层组织网络的构建,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共在乡村基层组织重建中对每个个体进行组织再造整个推倒重来的过程与国民党在乡村旧有的政权基础上之修补,其差异不仅仅在于组织网络下革命的底层密集动员翻起的巨大浪潮,而是在于动乱时期摸索成型的这种组织化模式,从长远来看,其所发挥的凝聚力对中共政权根基的建设与巩固,影响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