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由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高质量发展在许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实际作用,其多维度的特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以说,我国新经济的发展“总纲”就是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促进高质量发展已是当前我国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我国的经济处在以数据、信息科技为代表的转型时期,将数字技术与金融相融合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运用数字技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使其发展的成效更加显著和更加具有普惠性。那么,普惠金融能否有效地推动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其影响机制是什么?以上问题的提出,无论是在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建设中,还是在促进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本文第三章分析了蚂蚁集团的业务扩张、产品创新以及促进普惠金融的业务模式下做出的贡献;第四章从五大发展目标出发,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含义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以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表蚂蚁集团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创新水平为中介变量对其进行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高质量的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意义;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创新水平,从而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然而,随着互联网以及大数据应用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对经济社会各维度提升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这种高速扩张带来的金融风险和行业规范问题也引起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引发了有关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面对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如何在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让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普惠民生,成为决策层尤为需要思考的问题。蚂蚁集团是互联网金融的龙头企业,研究蚂蚁集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第五章以蚂蚁集团为例,从风险和监管的角度列出蚂蚁集团业务扩张中产生的业务风险,分析了巨型金融科技企业规避金融监管及其引发监管反应的过程。最后,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分析了蚂蚁集团规避金融监管下可能引发的风险,并基于监管环境的变化,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来计算在险价值（Va R）,揭示新规落地后我国资本市场表现出的系统性风险变化情况。结论表明金融监管政策在缓解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取得了一定的显著性效果,在经济的风险稳定性上具有良好效果。最后,本文以实证研究结果为基础,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企业内控制度以及建立系统全面的风险防控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