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国农村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而农村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因此本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在厘清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现状及区域分布差异,分析我国农村公共投资动态演进的基础上,科学评估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民生活的实际影响,为将来我国培育和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我国新世纪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提供一些决策参考。在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研究设计的阐述之后,本文首先利用全国代表性的5省、25县、50乡镇101村的抽样数据,描述了我国农村村级公共物品的投资现状以及区域分布,包括农村公共投资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差异等。研究表明,我国在近几年的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投资的主要方向还是道路、灌溉、饮用水、电力设施以及环保等等。村级组织在公共物品投资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上级政府则倾向于向贫困地区和环境敏感地区投入更多的公共项目和资金,这一投资策略有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而富裕地区农村则主要依靠自筹项目来提供其所需的公共物品。应该说,我国在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策略上还是值得肯定的,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并加大投资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和环境敏感地区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的主要目的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研究期间的农村公共投资主要目的是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农民收入和环境保护。在此基础上本文延伸了时间跨度的纵深,依据我国重要的农村发展政策变迁,将样本村长期跟踪调查收集到的面板数据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税费改革前期(1998-2001),税费改革时期(2002-2005)和新农村建设时期(2006-2011)。通过对三个时间段的深入分析,梳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动态演进历程,包括农村公共投资的时序特征、结构特征和整体的变迁,进而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的主要因素。本文发现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的投资策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合理的,体现了分权化提供和集中提供的共同优势,以专项项目的形式满足各地不同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并且充分考虑公平性。上级政府对村级的公共投资向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人口密集地区、工商业活动多的地区以及人均土地较少的地区倾斜,这有助于进一步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但与此同时,有一些利用非正式社会关系来获取项目的现象要予以关注。另外,在税费改革开始后,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数量增长最快的是村庄新建住房项目,而生态环境类项目和学校与诊所项目的提供减少严重,投资比例不协调,这需要引起重视。总得来说,我国的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策略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和深度。在区域分布(横向分析)和演进趋势(纵向分析)基础上,本文以农村养老保障服务为突破口,建立分析模型验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的参保行为和家庭福利的影响,得到了如下一些结果：新农保政策试点过程中还是存在农民对新农保政策和实施方法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试点地区农民参保比例不高,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试点地区贫困农户和长期外出务工农民参保比例更低,需要重点关注。此外,新农保政策实施还显著的提高了农户的家庭日常费用支出,农村居民的新农保参保支出和政府补贴会替代他们为养老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杠杆作用较为明显,较少的社会保障支出会替代较多的预防性储蓄,对促进农户家庭消费有显著作用。今后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新农保政策宣传力度,通过适当的奖励和激励政策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切实关注贫困人群的养老保障,通过适当的地方政府补贴方式让贫困农户也能参加新农保。最后,本文从5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分别是构建多元化主体,改善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主体结构：以需求为导向,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决策机制；注重公平,突出重点,完善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布局；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丰富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筹资来源；动态运行管理,优化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