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富有成效的激励制度之一，有助于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该制度在公司的价值创造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98年-2000年，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偕同财政部、证监会以及经贸委等有关部门，以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为研究重点，专门成立了课题组。根据课题组提交的研究报告，决策部门经过慎重讨论后决定，首先在部分境内上市公司和中国境外公司中开展试点。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显著增长，尤其是对限制性股票这种激励方式的应用更加受到重视。根据2008年9月30日之前的沪、深股市资料，当时有130余家公司在股改先后提出了股权激励方案，其中，大多数公司采用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使用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占比不足26％;截止2015年5月，已有670余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方案，而以限制性股票为激励方式的上市公司比例已经上升到51.41％。已有文献大部分的研究对象是股权激励整体，而即使是对这两种激励方式有所区分的研究，也往往着重于比较两者的异同，研究企业在这两种激励方式之间的选择倾向及造成这种倾向的影响因素。但是对于这两种激励方式本身来说，对其中某一种特定的激励方式的深入了解还很匮乏。　　本文以限制性股票激励的锁定期解除效应为研究对象，选取2006年6月之后施行限制性股票激励并在2015年5月之前到期的符合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事件研究法对限制性股票锁定期解除前后的市场效应做出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样本整体在锁定期解除后的2-3天出现显著不为零的累积异常收益率。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分组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子样本在锁定期解除日之后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　　本文在研究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的锁定期解除效应时，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意义，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以及研究的主要贡献和可能的创新;其次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根据研究内容和结论分类描述并作出总结，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股权激励问题的主要观点;接着梳理了股权激励的主要理论基础，对本文中涉及到的几个关键概念作出界定;然后利用全样本和分类子样本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并尝试提出可行性的建议，总结全文，指出本文不足。各部分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综合阐述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和意义、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结构和可能的创新点，本部分主要目的是介绍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和整体的构思框架，对后文起到铺垫作用。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对与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总结，这些研究主要围绕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股权激励的市场效应和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三个主题展开。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回顾，进一步清晰了本文的逻辑脉络。　　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理论部分。本部分从多个角度和领域论述了股权激励相关的理论基础，对文章涉及到的诸如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等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并对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这两种主要的激励方式进行简要对比说明。本部分旨在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作为实证分析的准备工作，本部分结合已有文献和前面的理论基础详述了实证研究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概括描述了本文实证部分所用到的主要研究方法，根据实证的要求设计样本的选择。　　第五部分为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以初步了解样本的分布特点，然后对全样本和分类子样本使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分析，使用市场模型等计算事件研究法所需的各个指标，对指标进行了正态性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选择了非参数的方法检验显著性;对样本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讨论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第六部分为结论和建议。本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结合假设对实证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说明，在此基础上尝试针对监管者、投资者和经营者这几个不同群体提出可行性的建议，最后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和不足。　　本文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1.限制性股票锁定期的解除有显著的负效应。对全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事件日之后第二日开始出现负的异常收益率，T2日当日异常收益率为-0.13％，并在T4日达到数值为-2.43％的波谷，累积异常收益率在T2日开始下降，从T2日的1.46％下降至T4日的-1.10％，发生了从正到负的反转，且通过对累积异常收益率的wilcox符号秩检验结果分析可知，T2日的累积异常收益率非参数检验的p值为0.0461，在T0-T3日区间内的累积异常收益率检验的p值为0.0322，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除此之外其他区间不显著，全样本的锁定期解除效应显著为负。　　此外以上结果显示本文的事件反应是延迟的，不仅在事件日之前没有出现提前反应，还推迟到了事件日之后的第二日。对此做出以下分析:首先因为没有出现提前反应，一般来说可以认为不存在信息泄露。事实上，限制性股票解锁期的到来对市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消息，且在事件日当日乃至整个事件窗都没有新的与之相关的公告，所以不存在信息泄露的问题。事件反应延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市场有效程度弱，对新信息的反应慢，另一种是事件日的选取不准确。对于第一种解释，由于与事件日到来唯一相关的新信息是受激励者是否满足解锁条件，但有关这一信息的公告并不在观察的窗口期内，如果市场按照预期来对这一信息做出估计，由于解锁条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解锁条件的估计应是在解锁期内逐渐形成并随着时间做出调整，那么根据这一估计所做出的反应应该被稀释在漫长的锁定期内，不应该导致短期内显著的剧烈反应，所以此解释不成立。第二种解释是很可能的，上市公司对授予日的表述有一定自由性，不同的人对授予日的理解也不一样，这都可能造成事件日选择的不精确，参阅已有文献，发现这个问题时常出现，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于本文来说也是如此，但好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对本文的假设和结论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2.通过对子样本的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　　(1)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具有显著的锁定期解除效应，规模相对较大的公司的累积异常收益率在事件期内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反转。说明相对于大公司，市场对小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效果更加认可。　　(2)激励强度较大的公司有显著的锁定期解除效应，激励强度较小的公司在事件前后没有明显反应。说明被激励对象所获得的限制性股票越多，其努力的主观动机越强，激励的效果越好。　　(3)锁定期内经营业绩越好的公司，锁定期解除效应越显著。本文中以经营业绩作为分类指标的两组在锁定期解除后累积异常收益率都出现了反转，但是经营业绩较差的一组结果不显著。　　可以初步认为，公司规模、激励强度都对限制性股票激励效果的市场反应有较大的影响，经营业绩对限制性股票市场效应的影响主要在体现在显著性上。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1)区别于以往大多数文献对股权激励整体效果的研究和两种激励方式的比较研究，本文对限制性股票这一具体激励方式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将有助于增进对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了解，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2)对限制性股票市场效应的研究从以往的公告效应转向锁定期的解除效应，从另一个视角对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效果和市场效应的有关结论做出补充。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因素对样本进行了分组研究，探讨了不同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对比验证，有助于得出更具体的结论。　　(3)本文实证研究选择的样本终点为2015年5月，数据较新，更能反应最新的实际情况;实证分析时对累积异常收益率显著性的检验没有盲目地使用常规的t检验，而是根据样本的正态性检验结果选择了适合的非参数方法;根据样本特征详细说明了实证研究各个环节在方法选择上取舍的原因，提高了文章的逻辑性和可信度。　　本文研究的是限制性股票的解除效应，因此在样本的选择上局限性较大，同时由于时间、篇幅和能力的限制，导致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在于:　　第一，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时间的局限性，本文在进行数据剔除之后只剩84个样本，虽然在理论上认为该样本数目足够得出较可靠的结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将会得出更严谨的结论。第二，本文在事件日的选取上并不十分精确，但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所以这个问题在截稿之前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更妥善的解决办法。第三，对于子样本的分类，因为本文的样本不够全面，只从三个可能的影响因素角度进行了分类研究，很遗憾无法对诸如市场趋势等更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同样基于样本量的限制，样本的分组比较粗糙，指标也较单一，如果后续研究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相信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