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新闻发布作为一种政府传播活动，遵循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一般规律。作为政府行为，它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和政治参与权的重要举措。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政府的新闻传播行为，具体来讲就是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本文的研究旨趣秉承早期传播学者对于政府和社会宏大叙事框架下传播现象的关注，试图通过研究来揭示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公众”互动架构中政府新闻传播行为的某些特殊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论文意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之中，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图景中政府新闻传播行为存在的问题，探究其原因，并试图描述政府新闻发布的理想传播模型。本论文将政府置于传播行为的中心进行研究，政府作为社会传播媒介控制者，又作为政府新闻发布传播链条中的“信源”，其两重性使得整个传播行为变得复杂而有趣。作为传者的政府在整个传播链条中怎样协调自己的行为?它与媒介和受众诸影响因素如何互动?它自身的特殊性会催生怎样的传播模式?促使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动因有哪些?什么是主导性的因素?这些问题都是本论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本论文中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拆解成新闻发布理念、制度本身、实践三个层面，是基于政治学对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认识(理念)、规则(法律法规)和行为方式(实践)的集合体。对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基本能够描述出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总体状态和内在逻辑。基于以上的考虑，本论文试图以新闻传播学为理论基础，结合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对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做全面考察。文章首先对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做了历史的梳理，从历史角度来考察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流变。通过对中国政府新闻发布活动历史的梳理，总结了从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历史阶段政府新闻发布活动的特点。从历史发展的线路来看，政府新闻发布活动遵循着一条伴随社会结构变迁渐进发展的线路。这部分分析成为之后展开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与媒介环境、受众心理变迁关系，中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对比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模式转变分析的历史依据。接着论文对影响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两大要素——媒介环境和受众进行分析。媒介环境方面主要从政府媒介政策、市场环境、全球化趋势和互联网发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媒介环境变迁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互动关系。在政府媒介政策方面，媒介政府信息呈现方式的变化让媒介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从客观上促进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在市场环境方面，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与中国新闻改革相生相随，媒介产业化进程中的新闻改革是政府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动因之一。在媒介全球化方而，研究发现媒介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媒介是中国政府发展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动因，这个动因极大地推动了政府转变新闻发布观念来应对挑战。另外，互联网的发展也成为中国政府快速发展政府新闻发布系统的动因之一。这些环境影响下媒介变迁都构成推动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因素。受众方面考察了受众心理变迁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从媒介化社会大众即受众的分析开始，认为受众在媒介解读方式和政治参与方面有着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方式。论文还对中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理念、规则和实践三个层面进行了对比。认为美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是在政府一媒体的二元博弈中逐步完善形成的，而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形成与美国有较大的区别，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维护政府形象和社会发展的行政举措。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形成的原因、制度发展的方向、执行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论文结合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施政理念来分析政府新闻发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新闻发布活动的案例描述了不同层级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认为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政治背景，在中央政府政务公开和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成为了重要的政府行政手段。这种手段具体运用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理念的指引是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主要动因，其发展方向与政府的施政方针保持一致。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首先，当前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是由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行为推动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受到媒介、受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并非推动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主要动因；其次，中国政府新闻发布的制度模式随着社会的变化出现了转向，由单向宣导走到双向沟通；第三，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是中国政府公共关系架构下的重要制度之一，是实现新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构想的必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