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虽已出台,但从条文来看,对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制度设计笔墨比较多,而较少涉及司法手段。仅在第50条规定了建立私人反垄断诉讼机制,但没有司法救济程序的具体规定。在第53条规定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却缺乏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规定。这将会导致司法实践的困难,进而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反垄断诉讼具有明显的公益诉讼属性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解决反垄断纠纷的方式。鉴于其他国家的反垄断经验和教训,为了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制垄断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我国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反垄断公益诉讼机制。首先,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模式在解决反垄断公益诉讼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相关制度设计上,除了参考反垄断法和公益诉讼制度相关规则设计都比较完善的美国外,应当把德国的团体诉讼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其次,我国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设计难以与公益诉讼相契合。因此,借鉴他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设计,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赋予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律师协会和公民个人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传统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但在反垄断诉讼中,法律应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决定,适用无过错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于垄断纷争当事人缺乏对等性,还应通过法律实行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采取一定激励措施来保障受害者实际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和维护权利的积极性。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已经开始实施,但由于其继承了长久以来我国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我国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