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202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扶贫攻坚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一些边缘人口存在致贫风险,必须把防止返贫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开发[2020]6号）。因此,针对贫困人口的主要致（返）贫原因,在政策设计和工具运用上实现“精准施策”,是我国解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及防止返贫的关键。医疗保险是缓解疾病冲击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显示,2017年因病致贫占贫困人口的42%（国务院扶贫办,2017）,疾病是贫困人口最主要的诱因之一。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统计,2018年至2020年各项医保扶贫政策累计惠及贫困人口就医5.3亿人次,帮助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超过3600亿元,助力近1000万户因病致贫家庭精准脱贫,医疗保险成为防止城乡居民因病致（返）贫的重要保障。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指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探讨医疗保险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这对精准设计医疗保险产品、优化现有医疗保险扶贫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信贷是当前中国金融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强调,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扶贫贴息贷款资金。截至2020年底,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累计支持贫困户1500多万户,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信贷扶贫成为脱贫长效机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国家加大精准扶贫贷款资金投入的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信贷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这对精准设计金融扶贫产品、优化现有金融扶贫政策具有重大意义。2013-2020年,中央财政投入的专项扶贫资金从381亿元增长至1465亿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1）,扶贫投入的持续增长是中国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大规模中央扶贫投入的可持续状况存在不确定性,可持续的减贫策略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2020年后,我国将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反贫困战略将主要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和减少长期贫困展开。因此,有必要针对贫困问题的新特征,探讨减贫政策的长期减贫效果。针对上述情况,本文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医疗保险、农业信贷在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中的作用,力图解决以下四个问题:第一,理论上,在无信贷无保险、有信贷无保险、无信贷有保险和既有信贷又有保险四种情况下,不同资本水平下的农村家庭受到外生疾病冲击后的贫困脆弱性如何变化?医疗保险、农业信贷各自对于不同资本水平农村家庭的减贫效果如何?医疗保险与农业信贷相结合是否发挥了协同作用?第二,实证上,在无大病冲击、有大病冲击两种情况下,提高家庭成员参保率能否降低绝对贫困脆弱性和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是否存在异质性?家庭成员参保率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渠道是什么?第三,实证上,与提高家庭成员参保率相比,农业信贷这一政策工具能否减少家庭贫困脆弱性?医疗保险、农业信贷、“医疗保险+农业信贷”三种模式的扶贫效果有何差异,与之前理论分析结果是否一致?第四,从长期减贫视角出发,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贴和有医疗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情形下,不同资本水平的农村家庭受到外生疾病冲击后的贫困脆弱性及投资决策如何变化?三种情形下的长期贫困率、贫困深度以及长期减贫成本的变动趋势如何?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借鉴廖朴等（2019）、Liao et al.（2020）、Janzen et al.（2021）的多重均衡理论框架,建立了家庭资本的随机增长模型,加入农业信贷和医疗保险两种机制,比较分析了在无信贷无保险、有信贷无保险、无信贷有保险和既有信贷又有保险四种情况下,不同资本水平下的农村家庭受到外生疾病冲击后的贫困脆弱性,揭示了医疗保险和农业信贷各自对于不同资本水平农村家庭的减贫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农业信贷与医疗保险相结合对于扶贫的意义。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参加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家庭陷贫概率;农业信贷对于资本水平位于临界资本水平周围的家庭减贫效果明显,对其他个体的减贫效果微乎其微;相较于单独医疗保险模式,“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刚脱离贫困陷阱的家庭减贫效果更为显著;政府提高医疗保险补贴率,可以降低临界资本水平,进而减少贫困人口。对于第二个问题,首先,本文分析了家庭成员参保率对家庭绝对贫困脆弱性和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异质性。其次,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大病冲击下家庭成员参保率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异质性。最后,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医疗保险对贫困脆弱性作用的中介渠道。研究发现,提高家庭成员参保率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其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贫困脆弱性降低效果在低收入水平家庭最为显著,其次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水平家庭。在受到大病风险冲击时,提高家庭成员参保率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水平家庭的效果略强于低收入水平家庭,显示出一定的“亲富性”。上述结论在不同的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下都是稳健的。此外,本文还证实了,改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增加教育培训支出是医疗保险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中介渠道。对于第三个问题,首先,本文分析了医疗保险对家庭绝对贫困脆弱性和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农业信贷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再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单独农业信贷、“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医疗保险和农业信贷的协同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医疗保险和农业信贷的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对于第四个问题,本文借鉴Ikegami et al.（2019）、Janzen et al.（2021）的多重均衡理论框架,建立了家庭资本随机增长模型,引入医疗保险机制,比较分析了在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贴和有医疗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情形下,不同资本水平的家庭受到外生疾病冲击后的贫困脆弱性及投资决策变化,考察了这种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政府现金补助、医疗保险、定向保费补贴政策对长期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的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所需的长期减贫成本。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可以通过发挥事前投资激励效应和事后损失补偿效应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这种效应对临界资本水平附近的个体更为显著,医疗保险兼具“防贫”和“减贫”功能。长期来看,相较于单一的政府现金补助政策,医疗保险机制的引入不仅能显著降低长期贫困率和贫困深度,还能减少长期减贫成本。和前人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构建家庭资本随机增长的多重均衡模型,加入了农业信贷和医疗保险两种机制,比较分析了在无信贷无保险、有信贷无保险、无信贷有保险和既有信贷又有保险四种情况下,不同资本水平下的农村家庭受到外生疾病冲击后的贫困脆弱性,揭示了医疗保险和农业信贷各自对于不同资本水平农村家庭的减贫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农业信贷与医疗保险结合对于扶贫的意义。第二,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维度,探讨了无大病冲击、有大病冲击两种情况下,家庭成员参保率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异质性,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医疗保险对贫困脆弱性作用的中介渠道。进一步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维度,对比分析了医疗保险、农业信贷、“医疗保险+农业信贷”三种模式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第三,本文将医疗保险机制纳入包含消费和投资的家庭资本随机增长模型中,对比分析了无医疗保险和有医疗保险两种情形下,受到外生疾病冲击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和投资决策的动态变化;此外,从长期减贫视角出发,本文还探讨了医疗保险减贫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医疗保险对脆弱非贫家庭（贫困边缘人群）的跨期资本动态的影响;最后,本文对比分析了政府现金补助和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长期减贫成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