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大学亦为之一变。变动的大学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是役成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政局走势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后,时局愈加风云激荡,诸事亟待应变。在此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岭南大学既有自身困局又受到时局牵扯甚广。前者主要因岭南大学原校长李应林抱恙恳让校长职位而引发。其间,该校校董会从中筹划,迭经多方劝请方才使原执教于南开大学的陈序经于1948年夏以代理校长身份主政岭南大学,后因陈擘划有为,终获聘校长之职。后者是激荡政局的涟漪冲击岭南大学时的主动因应与调适。该校受政局影响必须应对的主要事件有三:一是南迁学生,在应对南迁学生时虽颇为棘手,但有惊无险;二是迁校之议,与众高校相似,该校亦有迁澳、迁港说,但力主扎根南粤大地的意志不曾动摇;三是延聘教授,借变动时代众教授有意南下的契机,加之陈序经等众人措置得当,为岭南大学延聘了大量学界名流,相当充实了该校。此时,岭南大学与国民政府虽有合作,但疏离远多于合作。伴随国民政府的垮台,政权旋即改旗易帜,“旧”大学走进了新时代。岭南大学因应时局展现出自我调适的姿态。此种姿态虽是主动与被动夹杂,但显见其在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引导下的被动调适,实乏自主。因之,被动因应的格局下隐伏着政学间的冲突与纠葛。不过,政学间的角力虽时有暗波涌动,但一般隐而不彰。因力量悬殊,岭南大学往往“逆来顺受”。即便是岭南大学与政府间因招生而引发的风波,仍证明岭南大学反击的无力与无效。宣告无果后,岭南大学态度软化,随即改善策略、顺势而为。这提示着政学之间虽有对抗,但温和可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对私立大学管控的加强。时移势易,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特别是奥斯汀事件后,中美走向激烈对抗。中国国内首先出现针对奥斯汀在联合国言论的抗议声势,复几经酝酿发酵,以致发出控美的浪潮。美国对此予以回击,冻结了中国在美资产。是项举措彻底激怒了中国政府,进而决定割断美国在华援助机构与美国的联系。割断美援实际上动摇了教会大学赖以生存的经费基础。岭南大学儿童工艺所运转经费本为美国一手擘划,受到冲击尤甚。工艺所的经费不得不转靠岭南大学拨付维持。而此时岭南大学在美存款已被冻结,加之要额外支撑工艺所运作,工艺所日益成为岭南大学的沉重包袱。与此同时,为争夺工艺所所有权,岭南大学与广州市救济分会数度博弈,前后持续一年有余。博弈终因岭南大学经费不支败下阵来。其实,岭南大学经费支绌由来已久,但美国冻结款额及工艺所经费由其自身筹措加剧了该校经费的紧张态势。政府对岭南大学实施有条件的经费补贴,一则缓解了该校经费困局,二则为政府强势介入大学内部提供了绝佳时机,大学的自主性进一步被剥夺。随着中国政府卷入朝鲜战争日深,且在多数位于东北的重工业基地面临外敌威胁的情况下,这促使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重要性。彼时,我国工业人才远远不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基此,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远涉巩固国防、保卫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工学院院系调整势在必行。思想改造是院系调整的重要一环,岭南大学师生的思想改造又以清除“美帝”影响为重点。美籍教师由“诲人不倦”到“毁”人不倦形象的流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师生思想转变的实情。但这种转变是在美籍教师已离开中国,承受外部压力以及知识分子普遍的“原罪”心理作祟等情况下所取得,并且难有衡量这一程度的标准。官方所标榜的“彻底”打击了“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恐怕也未必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后,一场全国性的院系调整随即拉开了大幕。因时代条件的限制,教会大学消逝在了人们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