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发现，经济成长与人口变迁乃带动养老金制度大幅翻修的主要驱力。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中国亦无可避免的步上此道路。然而在“高龄化”与“少子化”的冲击摆荡之间，造成了老年人口增加而工作人口却反向减少的冲突现象。因此，人口结构改变的事实，造成中间世代的沉重压力与负担，尤其对于养老金制度将产生负面且长远的影响，并可能成为本世纪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此严肃的生存命题，令许多国家将其列为国家安全隐忧议题，责成政府部门采取应对策略与配套举措，以期能减轻老龄化问题对政府的财政负担，以及避免少子化现象在若干年后成为影响国力与人口素质的严重因素。　　 过去西方国家慷慨而普及的高福利政策，曾被批评为1970年代经济滞涨的主要原因，于是西方各国开始对福利制度加以检讨与改革，演变至今遂发展出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制。无论社会福利是否为财政危机的主因，其造成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经验突显出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必须取得平衡的重要启示，尤其占社会保障支出比例最高的养老金制度更是如此。养老保险乃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稳步推进社会保障改革以来，养老金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转折点与必经之路。一方面，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可充分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对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以及增强企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同样意义深远。　　 养老金制度随着工业化之蓬勃发展，于二次大战后度过了一段黄金时期，也因此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当经济成长开始趋缓、政府效率与效能逐渐低下、人口结构大幅改变，以及人民对于福利制度过分依赖等诸多弊端与困境出现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声浪与需求自然应运而生。虽然各国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程度不一，国情与文化亦大不相同，但许多国家同样面临了养老基金破产的危机，因此，养老金制度该如何谋变，已普遍引起各国政府与学者专家们的高度关切。甚至某些经济学家预测在未来的十年后，大多数国家将缺乏资源继续支持养老金，因为养老基金正积累着大量的债务，在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平性，以及养老金制度与基金管理方面皆普遍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从养老金制度与养老基金经济学方面进行理论基础的回顾与分析，诸如福利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生命周期假说、代际交迭模型等；基金管理方面则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予以论证。除了有助于梳理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与脉络之外，亦再次验证了养老金对于保障人民退休后经济生活的关键性，以及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状态下，属于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对于养老金收益之不确定性具有其重要意义。其次，本文归纳出目前国际间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趋势，以养老金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养老基金的管理运营两大主轴为重点。从制度方面来看，全球乃朝向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而基金给付确定方式将以缴费既定制(DC)为多数国家采取的改革趋势。养老金投资运营方面，委外经营的管理模式比重已日益提升，国际间对于基金投资品种与投资渠道亦逐渐采行开放与拓宽的做法。　　 此外，本文藉由国际养老金制度的发展状况与改革趋势，来探讨中国的改革现状以及问题之发掘与分析。当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在严重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原因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覆盖面过窄、基金征缴率低、缴费工资基数小、政府尚未承担制度转轨债务的责任，以及制度外支出的随意扩大…等诸多问题，在在皆加重了养老基金的负担。中国在此改革洪流之中，积极地借鉴他国经验与因应国际趋势，并在符合市场实际需求的原则下，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制度与模式。因此，中国首创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之双轨制，此制度既体现传统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与分散风险之特点，又强调了职工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　　 中国未来的目标乃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以及“职工个人储蓄性保险”等三层支柱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国目前基本上仅于第一层保障有所完备，位居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近来正如火如荼地推展开来。企业年金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年金制度在发达国家中得到了迅速发展，由各项数据显示，OECD国家的职工覆盖率达三分之一，而年金资产占养老基金的比重也日益提高。在发达国家中，企业年金犹如汇集了丰沛民间资金的巨大蓄水池，然而中国民间却蕴藏着巨额的闲置资金仍未启动，因此，未来势必将带给企业年金市场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些资金的合规入市将对资本市场起到推动作用，而中国养老金的替代率缺口，也期待由企业年金的长足发展以弥补之。因此，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与发展企业年金市场，是对传统企业福利制度作根本性之改革，也是创立新型的企业薪酬福利制度的迫切需求。换言之，发展企业年金市场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冲击社会与经济的必然之举。　　 惟企业年金的资金特性与法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同，基本养老保险主要强调的是资金安全性，亦即在保值的前提下，再进一步考虑其盈利性。而企业年金因具备自愿性的特点，必然期望有较高的投资收益，因为有高报酬也才能吸引企业与职工加入年金制度。在此前提下，决定了企业年金必须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以提高基金效率的必要性。由于市场化运作必定具有风险性，而企业年金攸关受益人的权益保障，因此，中国企业年金的管理，自然必须参采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在充分考量国情与现实条件的差异程度下，以严密的管理制度，进行年金制度的投资运营，以防范企业年金市场化所衍生的操作风险。　　 其次，本文的另一研究主轴在于养老基金的管理运营模式。多年以来，养老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一直存在贬值的问题，这必然会使基金保值增值的目标难以实现。在中国现行部分基金积累制的筹资机制下，基金收益率惟有超过通货膨胀率和工资增长率，才能确保基金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事实表明，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改革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由于养老基金之管理成效良寙牵系着广大人民的老年经济生活，因此，在考量基金是否应该入市，甚至未来参与国际市场投资之际，皆应回头先检视国内资本市场的状态是否已具备入市的条件。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之后，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虽然未臻完善，但已具备了进入资本市场的基本条件，因而增强了养老基金入市的可行性。并且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多层次模式改革之路迈进后，在基金积累制的框架下，势必催生出进入资本市场的需求与必要性。是故，为因应人口老化危机、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养老金制度与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改革休戚相关，资本市场必须在制度规范与多元化等方面力求提升，俾利于养老基金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运营其资产。再者，国外相关经验证明，养老金实行市场化管理乃实现保值增值的必要选择，并且成为日后能顺利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重要关键。因此，健全的养老金制度非但对保障退休职工的经济生活与稳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之外，在推动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亦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为顾及理论与实务相互验证的重要性，故对于养老基金是否应入市以及投资境外市场等严肃议题，本研究通过资产配置的计量模型，进一步探讨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的相关问题，以期提高论文的严谨性。因此，本文以社保基金现行投资规定为参考依据，对养老基金资金运用范围进行假设，并利用线性规划法与非线性规划法等量化方式分别求解养老基金开放入市与境外市场之最佳资产配置，期望达到提升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之目的。依据计量模型之运算结果显示：　　 一、在假设前提下，养老基金若开放入市，其最佳资产配置为银行存款占50％、长期债券占20％、股市占30％，依此配置能获得6.028％的投资报酬率，较目前养老基金2％～3％的收益率高出二倍以上。　　 二、在假设前提下，若同时开放入市与境外市场投资，养老基金最佳资产配置模型为银行存款占30％、长期债券占20％、国内股市占30％，S&P500指数基金则占20％。　　 三、开放入市加上境外资产相较于仅开放入市将更有助于降低风险。　　 总体分析，目前囿于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用的限制，导致基金收益率偏低，进而产生养老基金呈现贬值的趋势，非旦目标替代率无法实现，亦将动摇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未来发展与存续。是故，在理论上与实务面均论证养老基金应开放入市与境外投资的情形下，如何有步骤的增加养老金投资工具，放宽养老金对高收益、高风险产品的投资限制，以及建立科学化的投资组合，乃提升养老金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关键。　　 另外，有关养老基金管理改革方面，目前国际间委外经营模式已逐渐形成趋势，在法律的框架下，此管理模式的主体仍为政府机关，其将基金的投资运营委托民间金融机构代为管理，由各家基金管理公司通过自由市场的机制展开良性竞争。目的主要利用受托机构的市场实战经验与专业能力，来提高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依据Pension&Investments的调查，虽然目前欧美国家养老基金采取委外经营模式的比例已达到30％～40％，但就过去各国委托经营业务的发展经验来看，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主理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而产生道德风险与逆选择的代理风险与成本。其次，就法制架构而言，养老基金的委外业务形式，采取的是委任契约抑或信托契约，两者之法律效果与精神有所不同，其中信托形式之资产管理制度具有谨慎人规则与向受益人负责之精神，因此，对基金参与人具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多采行此制度。　　 然而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背后，必须具备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环境。因此，为达稳妥地进入资本市场，制订有效而周延的基金监管机制，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从制度方面来看，在政府监管部门与市场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资本市场应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尤其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高利润的特色，无论在证券发行、证券安全交易体系、监管规则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皆应提高其规范性与市场化，从而降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树立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进而巩固社会公众对养老金制度的期待，以及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再者，从养老基金的投资监管方面来看，国际间养老基金的投资规则与投资组合限制皆不尽相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采取谨慎人规则，此规则容许管理人在基金投资决策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投资决策过程是否科学而严谨即成为监管的重点。其次，对于基金资产类别与投资比例限制等规定，发达国家通常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甚至部份OECD国家对养老金投资组合並無任何限制规定。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导致多以限量监管规则为主，对养老基金的投资工具与渠道等限制更是严格，主要目的为防范养老基金暴露在过大的风险之下。虽然全球金融市场诡谲多变，即便良好的风险管理系统，亦无法确保万无一失。但不可否认的，事前制订周延的风险控管机制，的确能在投资过程中降低风险产生的机率，并同时激发投资团队对风险意识的提升。换言之，即使面临风险亦能将其损失降到最低程度，避免损失继续扩大的窘境。　　 总的说，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能长治久安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因此，制度的设计必须在掌握国际趋势与符合市场需求的原则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适时地作出弹性的修正与改革。目前中国正快速趋近老龄化国家之列，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而养老基金面临的直接压力即是如何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提供有效而充足的养老保障。故而养老基金的安全运营与有效监管己成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发展的重要关键。未来中国若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并且强化多层次养老金市场的功能与资产规模，相信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之良性互动将更有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稳步成长。因此，政府首先必须承担起偿还历史债务的责任，弥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巨额缺口，再者，即是借鉴他国的经验以提升养老基金管理运营的投资绩效，并进一步完善基金监管机制，以获得社会公众对养老保障体制的信心，而得以延续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