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诗诞生于蒙古民族的幼年时期，其口传活态史诗的性质决定了它始终在被不断地重新整合和上演，所以蒙古史诗不仅是蒙古先民原始智慧的集中体现，也蕴含着随后世世代代蒙古人对它的选择和再创造。蒙古史诗的每一次演绎都伴随有当时的大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史诗内容，讲唱者，听众，环境，目的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的激活。所以对蒙古史诗的研究如果只抓取史诗内容与文本无疑是史诗文化价值的重大流失。而通过还原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降低现代文化语境对早期文学作品的影响来全面宏观地研究文学作品，可以说是研究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的一条新颖并必要的道路。蒙古史诗的禳灾功能植根于萨满教文化之中，萨满教“万物有灵”的神异世界观是事物超越自己固有属性获得神秘力量的前提。蒙古民众呈现出将史诗神圣化的倾向，在蒙古民众心中史诗并非是简单的文学娱乐作品，而是具有与先祖沟通，使天地动容的神异力量。所以民众一方面相信可以通过讲唱史诗赞美史诗英雄而取悦与英雄的神灵，得到英雄的庇佑与眷顾从而祛除灾祸。另一方面相信发挥语言的咒力可以让故事中的美好与胜利对现实生活产生类似的积极影响。也因此史诗中的英雄永远把公众责任放在首位，将英雄的个人意义放在其次；史诗英雄自己或其朋友儿子永远可以战胜蟒古斯，获得最终的胜利；并且史诗里含有大量具有祝祷赞美意义的祝赞词。这些并不是蒙古史诗偶然呈现出的特点，而是史诗所具有的禳灾功能对其的要求与限定。大量的田野调查笔记都体现了蒙古民众对史诗所具有的禳灾功能的笃信，关于史诗讲唱的诸多禁忌也同样体现了史诗所具有的神异能力，而在战前讲唱蒙古史诗提高作战能力也可以看作是史诗禳灾功能的一项具体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