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政策的日益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旅游产业逐渐步入了大众化旅游时代、体验经济时代、智慧旅游时代和国民休闲时代。激烈的市场竞争、多元化的游客需求和利益共享的目标设定都成为促使旅游资源得以加快开发与合理重组、旅游产品形态得以多元化呈现、旅游组织形式不断更新、旅游经营方式个性化涌现的重要因素。这些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革新与优化,为旅游行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驱动力、支撑力和牵引力,促使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文化范畴、文化形式在新时代得以不断深化、延展与更新。除此之外,国内外宏观环境的逐步优化,也时刻影响着旅游文化的变迁程度,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同城化”时代的开启、国家地方政策的规划引领,都为促进区域范围内单体行政区之间的旅游文化交流频率日益加快、交流程度日益加深、交流范围日益扩大,实现了旅游文化在广度、深度和关联度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与演化,成为旅游文化传播与交流、旅游文化融合与创新在新时代、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新表征,最终成为新常态下引发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旅游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借助文化变迁理论、文化涵化理论、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区域协同发展理论,试图在国内外关于旅游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旅游文化变迁的研究范畴,更新旅游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本文结合区域旅游一体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旅游文化变迁的影响要素,寻找二者的共同影响要素,遴选出区域一体化对旅游文化变迁产生影响的要素,在论述跨区域旅游文化变迁的动力结构、演化过程的基础上,对跨区域旅游文化变迁的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以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文化为切入点,以长三角旅游制度文化变迁为突破口进行实证研究,阐述了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旅游制度文化变迁的动因、驱动机制和主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