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渔业衰落,鱼市不景气,渔业人士呼吁国民政府救济渔业。国民政府受统制思想影响,为救济渔业,推行了许多渔业建设措施。其中,为谋调解产销,平准鱼价,统制渔业并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决定筹建上海鱼市场。为切实发挥鱼市场的作用,上海鱼市场必须实行集中交易,将上海地区的水产交易集中到鱼市场内进行。由于上海水产交易原以鱼行为核心,且鱼市场与鱼行的角色重合,因此上海鱼市场推行集中交易,意味着要通过各种方法令鱼行加入鱼市场以经纪人身份营业,保证输入上海之水产品的第一次交易在鱼市场内进行。上海鱼市场集中交易的实质,为国民政府与上海鱼行争夺上海渔业经济主导权的斗争。为实现集中交易,上海鱼市场采用了先和平、后强制的方针,先集中河海鲜货,再对咸干鱼货下手,并针对部分鱼行进行重点突破。上海鱼市场集中交易的具体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鱼市场开业前的集中交易所做的努力,成功使7家河鲜鱼行与10家冰鲜鱼行成为鱼市场第一批经纪人;第二阶段为13家冰鲜鱼行入场营业案,由此上海河海鲜鱼行业同业公会的所有会员鱼行均加入鱼市场;第三阶段为咸干鱼货集中交易案。至1937年9月,上海鱼市场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集中交易。上海鱼市场集中交易行为本身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方面,上海水产交易的地点由法租界十六铺一带转移至杨树浦复兴岛,但因选址存在不合理性,对货主与鱼贩造成了许多不便。另一方面,现代化水产交易制度框架由此形成,而鱼行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该制度框架的限制。利益,则是上海鱼市场集中交易案的核心。国民政府与上海渔业各方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鱼市场集中交易的过程与结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国民政府与上海鱼行势力的矛盾最为突出,国民政府未能如愿将鱼行势力纳入其管控之下,上海鱼市场反被杜月笙及鱼行势力把持,鱼行继续坐拥上海渔业经济主导权。除此之外,河鲜业与冰鲜业之间的利益矛盾,冰鲜鱼行间的利益纠葛,以及上海渔业经济链各环之间的利益纠纷,亦始终贯穿于上海鱼市场集中交易案中。在这场大规模、多层次的利益角逐中,上海鱼市场集中交易案扮演了多种角色。它既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又是引发利益争斗的导火索。它既是上海水产交易利益再分配的重要契机,又为未来上海渔业利益关系的变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