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较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2000年及以前（萌芽期）,2001年至2010年（成长期）和2011年至今（稳定期）。2001年后主要进入了成长期和稳定期,因此本文将对2001年以后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进行研究。本文从非正式制度出发,研究媒体报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并对媒体报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开展探究。本文选取2001-2018年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媒体报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采用年份固定效应模型,对媒体报道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进一步研究了媒体报道对制度和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以及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媒体报道作用的强弱。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的现有文献中,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以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为代表,其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经济稳定性和生产成本等与OLI研究范式中区位优势相关的因素;二是Paul Krugman（1986）提出的新贸易理论以及Helpman（2004）提出的异质性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Assun??o et al.,2013）为代表。以上两种范式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媒体报道数据本文采用目前较少被使用的GDELT（www.gdeltproject.org）数据库,GDELT会对每个事件进行戈尔德斯坦因（Goldstein）评分,正面事件报道取正值,负面事件报道取负值,本文将报道评分加总,值越大表明媒体报道越偏正面,一年内母国和东道国媒体对双方的报道的评分进行加总得到当年的解释变量值。考虑数据可得性和与直接投资数据匹配,本文采用2001-2018年的数据。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有关数据,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中的国别数据作为来源。对于制度距离,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GI）进行衡量。对于文化距离,本文采用霍夫斯泰德六维度的文化距离进行衡量。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媒体报道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媒体报道偏正面的国家,中国更容易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和文化距离会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媒体报道可以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制度和文化距离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帮助中国企业弥合中国与海外国家/地区间的制度和文化距离,更好的帮助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此外,由于在OECD国家,媒体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因此媒体报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正面作用OECD国家比非OECD国家更为明显。对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媒体报道促进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且OECD国家比非OECD国家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制度和文化距离并不是影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增长效应而言,媒体报道不仅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水平及地区分布,同时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媒体报道越偏正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越大,且增长也更快。本文采用东道国/投资来源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评分加总、中国对东道国/投资来源国的报道评分进行加总来分别替换前文的媒体报道变量后,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GM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的结论和本文研究基本一致,进一步加强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关于启示与政策建议,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政府应该重视并加大对媒体报道等非正式制度的组织与利用。对于企业而言,企业不仅要重视媒体作为信息收集工具的作用,更要重视媒体报道对企业形象等方面的潜在影响,通过加大媒体报道的宣传力度让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