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集聚可分两种基本情形,分别为同一产业企业的集聚或日“群居”。以及不同产业企业的集聚或曰“杂居”,“协同集聚”论的视点,恰在于不同行业企业集聚或杂居现象。围绕这个论题的早期研究主要限于制造业内部,重在考察“协同集聚”行业间的联系与机理。近年的研究开始从制造业拓展至服务业,由此提出的一个新论题,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迄今的研究大多限于现象描述以及寻找产业关联机理,而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这便是贸易成本。现实世界中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发挥的。本文主旨,恰在于从贸易成本视野切入,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梳理与实证检验。这样一种研究的理论创新空间。首先在于将生产性服务业与贸易成本的对接,而其现实意义,则多半指向产业升级。　　 理论上来看,贸易成本是新经济地理学之集聚论题的一个核心变量,把贸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这种理论上的尝试创新是通过构建一个贸易成本与协同集聚的机理系统来实现的。这一系统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从产业间垂直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设定贸易成本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函数,将其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决定方程。进而观察两部门区位选择的关联。模型推论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了制造业集聚,而制造业集聚反过来也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协同集聚效应。第二个层面则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东西部地区国际贸易成本的差异,构建一个非对称国际贸易成本模型,分别考察国内贸易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的协同集聚效应。当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时,产业的协同集聚可能发生在东部地区,也可能发生在西部地区,但由于东部地区仍然可能从国外市场收益,因此具有更高的协同集聚程度。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国外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东部地区因地理优势从中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大,直到对外贸易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产业不再在西部地区有任何分布,完全集中于东部地区。当国内贸易成本为零时,国内实现了完全的一体化,产业将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均衡分布;随着国内贸易成本的上升,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越明显。　　 实证方面,本文首先以中国加入WTO为节点,考察了高贸易成本和低贸易成本两个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发现随着国内外贸易成本逐渐降低,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度逐渐上升,两部门集聚从全国均匀分布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在细分的地区层面,“生产性服务业核心-制造业外围”的协同集聚模式已经显现。　　 其次,在现实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检验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对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制造业集聚这个链条机理的检验。引入中国现实数据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明显支持了从生产性服务业到贸易成本再到制造业集聚之间的链条效应机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施加的,而这种贸易成本缩减效应,因制造业要素密集特征不同而异。第二个层面建立了两部门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的联立模型,引入2000-2009年中国286个设区城市的现实数据考察国内外贸易开放的协同集聚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现象在地区层面明显可见。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且前者的作用更大;而国际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制造业集聚更具贸易导向特征,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则更具产业关联特征。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对东部地区而言,国际贸易对其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大于国内贸易,中西部则相反。协同集聚通过贸易成本的作用方式也不同。制造业贸易成本降低使倾向于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周边落户,而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的降低则将其推向大城市中心,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外围”协同集聚模式形成。第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从国内外市场重心视野切入,分析协同集聚的趋向。结果显示制造业市场重心确在发生从国外而国内的变化,其产业空间重构效应可见。随着市场重心从国外市场向国内市场的扩散,沿海高聚集产业的向心力在减弱,而离心力在增加,协同集聚可能会向内陆地区转移。上述三个方面的实证考察层层递进,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制造业集聚之间的链条关系,以及国内外贸易开放度对协同集聚的影响,并据此对协同集聚的趋向进行判断。该论题的现实意义也是明显的,相关实证结果的讨论不仅有益于对我国产业分布不均衡因而地区差异的现状进行分析,还可望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提出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