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是近代欧洲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史学思想形成之时正值19世纪初欧洲文化的嬗变和转型期。那个时代，启蒙理性受到反思和检讨，历史主义逐渐成为历史科学的重要血脉。基佐青睐德国历史主义并成为这一思想在法国的早期代表之一。他坚持行动与思维的联合，而历史主义为他的历史演进方法和民族国家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他坚守历史的个体价值，却没有因此落入那种单子论历史学的路数。基佐史学的内核是文明的渐次展开，是神圣的自由与秩序法则。他认为，历史个体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但它始终被置身于社会整体进程之中，只有体现社会整体意志时，才能被解释。其结果是所有个体均被剥夺其特有权力，成为整体或欧洲文明的追随者。　　18世纪末叶开始，历史学家出现了新的学科诉求，寄希望于将对历史事实的表述与对历史过程的总体认知相融贯。基佐敏锐的觉察到这种转变，他理想中的史学是追求事实与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种史学类型既有哲学的眼光又有史学的坚守，可称为“历史哲学”。他将“历史哲学”进一步扩展为涵括方方面面的总体史学，并名之曰“文明史”。基佐延续了培根的学科分类法，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以及史学实用主义倾向。基佐相信，历史学是实践科学，其唯一重要性也在于效用。为此，他思考的重点是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在时问上表现为过去与现实的关系。他不仅要叙述历史、阐释现实，甚至要筹谋未来。基佐看到了历史对人生的意义，看到了人的核心地位，却又将绝对的“文明化过程”抽象地高置于人类生活之上，令历史又被终极意义规范和决定、被一种假想的科学绑架，这是基佐文明史观的虚幻之处。　　基佐的文明史观中有着思辨历史哲学的深刻内涵，这种文明史观既体现了法国普遍史的学术传统，又表现出19世纪工业革命惠及日常生活而令人们普遍滋生的技术自信，德国思想助益于基佐将历史视作有机整体，建基于这些认识上的历史新秩序即“文明史”符合历史学的总体性诉求，是为总体史的滥觞。正是对总体史的诉求使基佐在后世法国年鉴学派那里收获盛誉。另外，从法国甚至欧洲学术史的脉络中看，关于文明或进步的任何讨论都不是由基佐首先提出，然而他的历史论述却有效的确立了文明与进步两个观念之间的联系，如今，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得接受这种联系。进步观念即便没有科学意义，却依然具有伦理价值。止像基佐所言，是自由而非专制更符合人性。在基佐看来，真正的历史包涵三个维度，即科学、实践和道德。历史学除了求真的任务之外，必须参与社会生活，并且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介入生活，这样，进步的意义就凸显出来。　　基佐承认历史的复杂性，他依然勾勒出文明历史的两条线索:其一，阶级斗争是文明进步的外在因素;其二，人们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则是其内在的、精神上的动力，也是文明展开的根本原因。从基佐的叙述中亦可看出，他的文明史先是被其降格为一部充斥阶级斗争的社会史;一部欧洲史被撰述成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终极目标的历史。基佐在写作中也表现出从个例到普遍事实的随意置换等等，存在诸多经不起推敲之处。　　基佐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欧洲文明史的书写使得他在构建欧洲文化认同的思想家群体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指出近代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及欧洲各国内部的差异，看到文明多样性的益处，但同时又将这些差异放置在等级明显的体制之中，试图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地位寻找根本原因。基佐希冀通过论述能反映并指示出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然而他设计、绘制的“文明蓝图”在确立了欧洲文明中心地位的同时，却忽略了文明的复数形式;他将欧洲文明的历史评价为积极的，具有世界文明发展导向意义，却消极评价他者的文明并将其边缘化，是为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明确表达。　　基佐的文明史叙事可以被归入现代性话语系统之中，现代性是一种政治规划，也是一种叙事类型。基佐凭借对人类走向“现代社会”这一历程的叙述阐发了自己的理想世界;但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封闭空间，他的规划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一政体之下充分发挥个体自由。现代性还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对自我与他者的确认，基佐建构了以欧洲为中心和标杆的文明世界，然而在他试图为文明确定标杆和模式的同时，他也违背了自己原本设想的多元化力量抗争至和谐共存的文明世界本意。基佐的实证主义立场是实在论与近代经验论的结合，因此具有一抹相对主义色彩，这又与他坚持真理的唯一性两相抵牾。文明史的主体是欧洲，现代性的主体是西方，现代性文明是一种区域性文明，它的思想陷阱，不在西方人建构的观念本身，而在于这些观念与现实的结合，即知识与权力的合谋。基佐的史学思想，正为这种合谋付出了他作为欧洲思想家的“积极”实践。　　总而言之，基佐是将文明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并赋予其进步的内涵。他的文明史虽然存在诸多问题，却是19世纪法国学界追求整体史实践的缩影。此外，他在历史研究中对总体性和长时段的强调为追求总体史研究的年鉴学派提供了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