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下降;同时由于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国外需求也下降,我国出口相应减少。与此同时,许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这导致产品的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也随之下降,尤其是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这些因素造成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下降的局面,为了扩大内需,形成新的发展动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政府于2014年颁布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加速折旧税收政策实施以来,许多学者对其政策效应进行了研究,但对该政策是否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还未形成统一定论。因此,我国的加速折旧政策是否真正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其影响机制是怎样的,效果具有怎样的异质性,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检验。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以财税[2014]75号文为切入点,对加速折旧税收政策的影响效用做了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对于政策影响路径的补充——加速折旧税收政策通过增加企业当期现金流来促进企业扩大投资,且这种影响强度受到企业内部股权集中度的调节。第二,在异质性分析方面——创新性地提出以政府补助、实际税负和净利润作为划分企业的依据。这对于更好地完善政策配套措施和探索差异化加速折旧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本文分析了政策出台的背景和目的,并从宏观层面梳理了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现状。其次,本文基于资本使用者成本模型等理论分析了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接着从现金流和股权集中度的角度分析了政策的影响机制,然后根据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再次,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建立了基准模型和机制模型检验了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具体影响机制。接着本文从企业所有制、盈亏情况、获得的政府补助情况、整体税收负担情况四个维度进行了政策的异质性分析。最后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缩短观测年限、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提升。第二,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的现金流来刺激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并且这种影响效用的强度受到股权集中度的调节,对股权相对集中的企业作用更显著。第三,加速折旧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国有企业更明显;对盈利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亏损企业无效;对税收负担较低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于税负高的企业更显著;对获得政府补助多的企业相较于获得政府补助少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更明显。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的建议:第一,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和环保型投资设备纳入试点行业范围。第二,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放宽缩短年限方法中有关最低折旧年限的规定,允许企业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的50%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同时可以提高一次性扣除额度标准。第三,完善差异化加速折旧政策。增强政策对民营企业的适用性;探索针对亏损企业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针对不同类型的固定资产使用不同折旧方法,以达到最大程度的税收优惠。第四,多措并举协调使用,优惠叠加释放红利。应当完善配套的信贷措施和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助,增强政策之间的交叉影响强度,降低企业负担,充分释放政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