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空前繁荣,为我们从各种角度观察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中20世纪70年代由以色列著名学者伊塔马·伊文一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基础上始创,后经吉迪恩·图里等学者进一步发展的多元系统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把翻译放置到更大的文化行为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翻译界对该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译介和研究陷入低潮。为走出这一低潮,国内译学界再度将目光投向国外翻译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在西方,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地位的提升、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观念的转变、翻译研究对象的拓展、描述翻译学的发展以及翻译研究模式由原文取向向目的文本取向的转变等影响巨大,该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本文梳理与分析了该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传播与发展及这一进程呈现的形态特点,描述了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过程,聚焦于中国学者如何借鉴该理论推动中国翻译研究,通过批判性反思、修正与补充,如何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该理论。本文重点考察该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传播和发展进程中所显示的接受效果、批评价值、理论影响及其在不同时空和历史情境中的变化,总结了该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通过研究发现,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四个阶段的形态:首先,有一个起点------多元系统理论产生。第二,有一段必须穿行的距离,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使其从早先的地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中国文化语境。第三,接受过程中有一些接纳条件和抵制条件。第四,该理论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因其在中国文化语境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改造。该理论经历了理论的接纳与研究、驳难与本土化、挖掘与运用等一系列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翻译界创造性地吸收与借鉴多元系统理论,以该理论为框架,在国内译学建设、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文学批评、翻译史研究、边缘翻译现象研究方面极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们敏感于促成理论变化的时代和空间差异,在研究与应用过程中,充分发挥批评意识,结合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修正与补充,使其同具体的中国现实环境和现实生活融合起来,具有了地域性特征,推动了该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该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继续得以发展,保持了其生命力、活力和开放性。另外,本人从理论本质上探讨了其作为一种翻译科学方法论,具有科学方法至上的工具理性倾向,忽视了人的主体的个体性及其创造性,造成该理论在人的本体论地位的匮乏,在人本体论意义上忽视了翻译活动中人的认识能力及其自身存在的文化、跨文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