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诉管辖制度作为起源于古罗马法的一项历史悠久的诉讼制度,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上一项常规的诉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于2012年才正式确立应诉管辖制度。虽然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在涉外程序中规定了应诉管辖,但仅是由于涉外案件的“涉外”属性,在制度设计时首先需要从保护我国的主权出发,并考虑与国际相接轨,方在立法中设置此规定作为“权宜之计”。实际上,当时我国并未真正接受和认可应诉管辖制度,究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长期存在的“有错必纠”的法律观念;第二,我国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对当事人处分权、程序选择权的严格限制;第三,我国所特有的起诉条件和严格的立案审查制度。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上述阻碍条件得以缓解或消除的情况下,应诉管辖制度开始在我国被真正地接受和认可,由此在2012年民诉法中真正地建立起来。但在我国作为一项“年轻”的制度,应诉管辖制度的法律规定比较粗疏,规则供给明显不足,在制度构成上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而且应诉管辖制度牵涉到很多相关的民事诉讼制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为了保障制度的适用,需要协调其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加之我国应诉管辖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短浅,实践中制度的具体操作也存在困难。本文将试图立足我国实际并适当借鉴域外法的经验,从解释论或立法论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提出自己的理解与建议。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构成。第一,作为协议管辖制度的一种形式,与明示协议管辖制度相并列,应诉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应与明示协议管辖制度的规定保持一致,不适用于人身纠纷的案件;第二,“未提管辖权异议”的要件中应明确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也即应诉管辖成立要件之主体,应当仅限于被告。管辖权异议的客体是判断被告提出的异议是否属于管辖权异议的基准,其范围应当限于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从司法效率和经济、程序安定性和制度衔接的层面上看,将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界定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更加妥当。第三,“应诉答辩”要件中答辩的内容必须是针对案件的实体问题,答辩的形式不限于口头,在一审辩论结束前被告均可进行实体答辩;第四,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应规定法院的告知义务,有利于规范原告的诉讼行为和法院的审判行为。另一方面,需要理顺应诉管辖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保障应诉管辖制度的适用。第一,在我国现行的立案制度下仍有应诉管辖制度的用武之地,并且,随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立案制度的变革更需要应诉管辖制度予以配合;第二,协调应诉管辖制度与移送管辖制度的关系,区分不同诉讼阶段适用应诉管辖或移送管辖,为保障应诉管辖制度的适用,尤其强调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法院发现无地域管辖权时,不应直接选择移送管辖而是应告知当事人没有管辖权的事实后等待其反应再做出不同的处理。另外,我国法院自行发现地域管辖错误时移送管辖的方式需要进行变革,为了规范法院的移送权和体现当事人主义,应当将依职权移送管辖变革为依申请移送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