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亟待结成整体应对全球性危机的时代,对人类共同体的呼唤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吁求在科幻文学里得到了郑重的回应。从科幻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科幻作品不断聚焦人类的共同命运,表现出全球性的视野和整体性的价值观。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与刘慈欣的“三体系列”正是这样的杰作。“基地系列”叙述人类从银河帝国走向盖娅系统的统一之路,“三体系列”则承续和拓展了“基地系列”的人类共同体想象,进一步建构人类在外部危机中走向联合的“未来往事”。它们对人类共同体的文学想象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未来指向。首先,“三体系列”从多方面承续了“基地系列”的人类共同体想象。在背景上,用大尺度的时空作为舞台,消弭国家、民族界线,突出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在情节上,想象人类走向联合与统一,叙述和推演人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人物形象上,塑造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超英雄”,以此表征人类共同体的主体经验。其次,由于两人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对人类共同体的想象也出现了分化,并呈现出各自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在“基地系列”中,人类共同体通过扩张与兼并达成,阿西莫夫对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抱持乐观态度,小说中的英雄是典型的美式个人主义英雄。在“三体系列”中,人类共同体则被动凸显,刘慈欣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前途则是既向往又悲观,极具拓展性和反思色彩,小说中的英雄也往往出身平凡却向典型的中国圣人形象回归,显示出与西方科幻不同的中国特色。最后,这些差异的形成有其多元共生的文化根源和包容性:西方文化强调通过战争和冲突实现征服世界或统一人类,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则追求“协和万邦”,避免冲突;阿西莫夫所立足的是第一世界帝国经验,而刘慈欣则成长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验;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文化更加信奉个体自身的力量,崇尚个人自由,而中国文化群体至上的民族传统则高扬集体主义精神,歌颂为群体牺牲自我的英雄。这些表现上的和文化根源上的差异在为探讨人类共同体想象提供文本的同时,也为反观人类共同体建构找到一个突破口。从“三体系列”与“基地系列”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科幻文类的独特价值之一在于以人类共同体的情怀关注人类的未来。同时,由于历史文化差异和未来指向的丰富性,想象人类共同体不应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权,中国科幻应该在学习西方科幻的同时,看到中西方想象和思维的差异,一方面敢于背负想象和建构全人类未来的责任,一方面为人类应对共同危机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