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制度是目前最重要的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的制度。ICSID公约仲裁制度一方面因其所具有的专业性、独立性等特点受到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的欢迎,在保护和促进国际投资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ICSID受案数量的持续增长,ICSID公约仲裁制度出现了忽视东道国利益、裁决缺乏一致性等合法性危机,越发受到投资者和东道国的质疑。然而,作为维护中心裁决一致性、公正性最后防线的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不仅无法解决原仲裁裁决存在的诸多问题,甚至造成新一轮的裁决不一致、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的关注和质疑。根据ICSID公约规定,撤销申请人只能依据公约第52条所规定的包括“仲裁庭的组成不当”“仲裁庭明显越权超”“仲裁庭成员有受贿行为”“严重的背离基本程序规则”“裁决未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在内的5项撤销理由提出撤销申请。由于ICSID公约对撤销理由规定的过于笼统简洁,临时组建的撤销委员会常常基于不同的理解得出不同的认定标准,有的撤销委员会甚至会突破程序性审查的界限来触及案件的实体问题。尤其是对第2项撤销理由“仲裁庭明显越权”以及第5项撤销理由“裁决未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的认定上,撤销委员会存在着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能保障裁决的一致性。ICSID公约所规定的5项撤销理由均为程序性理由,因此利用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无法对裁决中的重大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然而ICSID公约裁决所涉及的争端往往关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以及公共政策,影响深、触及面广。如果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一味的追求效率价值排除对裁决实体问题的审查,则难以体察东道国行为背后的动因,不能保障裁决的实体公正。况且,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并不能真正的保障裁决的效率价值,第5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仅需满足形式要件和时效要件即可申请撤销裁决、第6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对争端重新仲裁,这些规定容易导致当事人滥用撤销制度或引发循环仲裁。针对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存在的局限,国际社会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其中欧美提出的在ICSID公约体制外建立上诉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可以较好的保障裁决的一致性和实体公正,但是其仍存在与ICSID公约仲裁制度不兼容、缺乏与之配套的程序规则等诸多问题。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自我修正的改革方案虽然也能有效的解决ICSID公约裁决撤销制度存在的缺乏一致性、公正性等问题,但是由于ICSID公约修改几乎不具可能性,因此此种改革方案并无可操作性。相较于以上两种改革方案,ICSID秘书处提出的建立ICSID上诉便利制度的改良主义方案最具有现实可能性。其不但可以继续利用ICSID公约仲裁制度的优势,还可以统一为各国服务,有效的保障裁决一致性、公正性和效率价值。ICSID上诉便利制度适应我国现阶段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深化对外开放的国情,可以为我国提供更好ISDS机制。我国应积极推动ICSID上诉便利制度的实施,务实的参与ICSID上诉便利制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