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超自然存在物,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两汉时期逐渐成熟,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魅形象一直以神秘、怪异且会给人类带来灾祸的凶物形象存在,但到了蒲松龄笔下集魅形象之大成的《聊斋志异》,魅形象不仅延续了自身的神秘性,在外形、性格及与世人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笔者以整体分类整理法对《聊斋志异》的魅形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先对魅形象探源,并归纳出《聊斋志异》中具体的魅形象,然后探究《聊斋志异》中魅形象的生存状态,并从生存论美学着眼,结合庄子“物化”的审美生存体验和《列子》的“享乐”生存美学,探寻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再进一步研讨魅形象的审美意义。总之,蒲松龄不仅发现了人、魅之间审美生存的共通性,借魅抒发对世人非美生存的孤愤,也赋予了魅形象新生命,使其喜人、近人,具有与人真情相待、与物和合共生的入世之情,又有神异、超然的出世之意。正如荷尔德林所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身处皂白不分的强梁世界,蒲松龄深切地体会到非美生存对生命的摧残,故而造魅来构建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是蒲松龄所渴望的,是《聊斋志异》中魅形象拥有的,更是每一个世人应有的。魅在心中,美的生存状态不会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