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及中叶以来的文艺思潮尤其是心学与童心说的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然而我们往往漠视了晚明时期的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工商业的繁荣所带来的的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滥觞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以“全球化”市场经济视野下的晚明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工商业的繁荣为切入点，进一步阐述了由于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1促进了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市镇蓬勃发展，使人们的社会联系更为密切，人际交往的途径和范围逐渐拓展。人们最早越过了血缘和地缘的羁绊，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联系。由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对“甘其食、美其服”的物质生活的羡慕和向往，“侈丽相高”风气的出现，居家的僭越，以及人们在节日的游玩中求得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些都说明了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思想上的解放。由于消费观念的改变，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而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发展自身的平台。这种观念，反映在商品生产或艺术创作上就是要张扬个性、表现自我。透过工艺品的制作到著书、刻书、出版之风的盛行，它不仅是一种个性的张扬，从内容上讲也是尚奇审美情趣的具体表现。通俗小说、声腔、戏曲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有助于形成“好奇”、“尚奇”的社会风尚，也有助于形成一个鼓励标新立异、崇尚个性的文化氛围。由此，也导致了文人士大夫“尚奇”的浓厚情趣，把“尚奇”的审美也上升于艺术理论与文学创作甚至是思想领域。事实上，由于“奇”的审美动力是很大的，人们热烈地追求“奇”，所以不愿落伍的人们就必须创造出新的事物来表现“奇”。王阳明的心学与李贽的童心说，作为—种文艺思潮，无疑为尚“奇”的审美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自由，更加解放，“奇”意更加浓厚。“奇”，于是成了人们关注与议论的中心，成为人们视野下的聚焦，也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语境，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尚奇”蔚然成风，人们好奇、寻奇、骇世惊俗的标新立异之举受到鼓舞与激扬。与此同时，晚明书家在“尚奇”审美风尚的影响下，无论是创作还是临摹，都表现出自己的创意与个性，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与生动。“奇”成为晚明书家的审美标准，所以，他们才把审美视野移向金石碑刻，来诠释不同的“奇”意。以不同的笔法，不同的取资，不同的审美取向，不同的变异手段，“独抒性灵”，“我自我为”，尽情地挥洒、宣泄自己的激情，获得了一种痛快淋漓的感受和满足，并实现着各自的个性表现。无论是徐渭的旷达奔放，张瑞图的尖峭旷悍，黄道周的绵密道媚，还是倪元璐的奇崛恣肆，王铎的拙朴奇伟，他们的书法始终都是以拙、厚、古、重、道、大等共同的美学特征突出表现各自的艺术风格。他们完全打破了古典和谐美的限制，创作出有真正的冲突内容的艺术。本文通过对晚明时期碑的发掘、碑学观念的产生、以及对晚明书风与碑学特征的分析与比较作以认真的探究，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碑学思想的滥觞，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应该说晚明书风的形成与晚明碑学思想的滥觞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但碑学思想观念的产生又源于人们“尚奇”、“追新慕异”审美风尚的影响。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的繁荣依赖于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带动了艺术的创新。这是研究这一课题的根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