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这30多年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也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农村发展和农民福利的增进有目共睹。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制度学派认为,适宜的(正式)制度乃是增长的保障(Acemoglu,2001);人力资本这一派的观点则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Lucas,1986; Galor and Moav,2004)。可是从这种视角出发,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农村的持续发展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因为,转型经济体的正式制度建设通常都尚不完善,并且多半缺乏充裕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基于宗族网络的伦理规范(Peng,2004),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仍深深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处事(Fei,1964)。此外,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中国农村的宗族网络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农民的福利水平。因此,在正式制度逐步完善的转轨时期,理解宗族网络对农民福利的影响将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与经济转型。本文旨在深入地考察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农民福利的影响,以及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与金融正规化和基层民主化这类的正式制度的互动。具体而言,本文包括如下主要内容和相关结论：第一,我们运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农村信用社开展的农户信用评级工作作为案例,研究了传统的宗族网络如何“嵌入”到信用评级这一农村金融正规化的正式制度中去的。研究发现,在村内属于该村第一大姓宗族的家庭能够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打分。更为重要的是,当农户的最终信用评级偏离其打分所应得的等级时,大姓家庭还能够以更小的概率在最终的信用评级中被调低。这使得我们明确地看到了传统的宗族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嵌入到正式的金融制度中去的。由于宗族势力的影响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使得新生的制度仍然残留了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和不平等问题。本文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以及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嵌入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我们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调查村居问卷的数据来考察中国农村的宗族网络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村庄直选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考察了村庄“是否有户数占比超过10%的大姓宗族”和“是否经历过村庄直选”对社区层面的和村庄层面的公共品提供的影响,从而全面理解了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与农村各类公共品提供的关系,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村公共品提供。此外,我们的发现对于理解各类公共品之间的差异也很有帮助。我们发现如果村庄有占比超过10%的大姓宗族,庙宇/道观、家族祠堂的提供概率显著增加了。细察村庄大姓宗族的数目发现,随着大姓数目的增加,庙宇/道观的提供概率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村庄经历了村庄直选,庙宇/道观、体育运动场和村务公告栏的提供概率增加了。村庄的宗族网络并不影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村庄的公共品提供概率,村庄直选则对这类村庄公共品提供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结这些丰富的实证发现,我们认为,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村庄直选这一正式制度对不同层次的公共品提供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由于村民对社区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自主权更大,宗族网络对社区公共品提供有影响而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没用影响,村庄直选则对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样,我们就逐步深入地完整揭示了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村庄直选这一正式制度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与制度变迁。第三,我们进一步考虑到,虽然村庄的宗族网络结构并不是村民所影响和决定的,但它可能受到村庄历史的地理的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的估计结果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由于历史上的移民情况影响了村庄今天的宗族网络结构而不直接影响今天的公共品提供,我们运用历史上的移民信息来做工具变量。我们将CFPS2010村庄数据与1820年的二级行政区的人口密度数据(工具变量Ⅰ)和1776年各省迁入的移民比重(工具变量Ⅱ)做匹配。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仍然证实了上述关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基本结论。如果将农民的信用等级以及信贷可及性视为一种私人品性质的个人福利,将村庄的公共品提供视为农民享受的公共品服务,我们的结论就完整地刻画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宗族网络对农民福利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考察了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