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理论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产物。与法国启蒙运动崇尚理性的激进狂热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审慎稳健,对现实给予了特别关注。受这一研究传统的影响,苏格兰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解读“进步”的做法,较之其法国同伴显得更加值得称赞。在18世纪国力日趋强盛的表象之下,英国社会暗流涌动。经济繁荣与道德沦丧的矛盾愈发突出,稍有不慎,国家就会从昌隆安定沦落至萧条混乱。困惑与迷茫激励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上下求索,他们以历史进步理论为指导,对社会危机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考察。与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的奴隶制自然招致了众人的攻讦与责难,从而引发了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百年的争执不休。在许多公开表明反奴隶制立场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中间,斯密和米勒的论断最引人注目。他们二人超越了其他学者相对单纯的哲学思辨,将更多的历史思考融入其中。他们不但从战争、法律、财产等角度分析了奴隶的产生方式,而且还从权利的丧失、悲惨的遭遇等方面说明了奴隶生存状况的恶劣。在宏观把握奴隶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之上,斯密创造性地从经济学视角切入,利用“投入成本不断增加”与“产出利润逐渐减少”两大缺陷论证了奴隶制经济的巨大危害。米勒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思想,在批判奴隶制经济低效的同时,从侵犯自由权利与腐蚀民族美德两大层面痛陈了奴隶制的不道德性。虽然斯密对腐朽落后的奴隶制厌恶之至,但是它在世界范围内依旧盛行的事实却让斯密深感无奈。对西欧社会特殊性的认知,对人类自利本性的理解,使斯密得出了“只有西欧少数国家才有可能废除奴隶制”的悲观结论。相比之下,深受斯密影响的米勒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悲观向乐观的转变。对斯密悲观主义论断的修正,坚定的政治自由信仰与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让米勒愈发乐观地看待奴隶制的废除前景。实际上,斯密和米勒在奴隶制废除可能性问题上的不同反应,代表着包括苏格兰启蒙学派在内的整个英国社会的不同态度。启蒙学者的反奴隶制思想与英国废奴运动的有机结合,最终促成了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案》与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的顺利通过。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似乎在冥冥之中对斯密和米勒两人的观点做出了明确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