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曾是“日不落帝国”，其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二次大战后，全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原先的殖民地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在当代英国文坛上，移民作家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另外两位:拉什迪和石黑一雄）的奈保尔就是来自加勒比、前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这三位成绩斐然的作家当中，数奈保尔的背景最为复杂。这位特立尼达出生的英国籍印度裔作家，是印度教婆罗门的后裔，血管里流淌着印度人的血。其祖辈在十九世纪末，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漂洋过海移居特立尼达的。奈保尔就是在这个英属加勒比小岛上出生长大的，并在那里接受了初中等英式教育。1950年，他因成绩优异荣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并于1953年获得文学士学位。从此他定居英国，并成为了英国公民。西印度殖民社会以及英国文化对他日后世界观的形成及文学创作无疑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　　奈保尔是一位典型的后殖民作家:他的根在印度，出生并成长于西印度群岛，受高等教育于英国，成年后又云游四海，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他或多或少失却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或者混杂了几种文化身份于一身，不再眷恋故土，而是自愿地在外四处漂泊，成为世界公民，一直寻找着自己的中心，寻找着自己想象中的精神家园。在这种浪迹漂泊的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同时也撰写了很多文化考察性质的游记作品。他的作品所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等。瑞典文学院称他为“一位环球的文学领航员”，游移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既使奈保尔具备了理解文化差异的必要素养，也使他能更加深刻体会到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异。　　奈保尔是位充满矛盾的作家。对于他，人们非常难以界定或归类。他对故国印度、出生地特立尼达及其它后殖民社会表现出了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对他定居半个多世纪的英国也或多或少表现出类似的态度。评论界至少给他贴上五个标签:加勒比或西印度群岛作家、印度作家、英联邦作家、英国作家及后殖民作家。笔者认为，这些标签都适用，又都不适用。更确切地说，他是位世界作家。有的评论家精辟地指出，奈保尔是“处处无家处处家”。他虽然长着印度人的面孔，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他是西印度群岛人，却定居在英国。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生活在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社区中，记忆中有印度伴随着他的成长。年少的奈保尔始终被视为一个外来者，而这种心理上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并反映到他日后的作品之中。长大后，尽管长期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但他笔下所描写的时常是西印度群岛和印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后殖民社会。他对第三世界及其存在问题的密切关注，无疑和他复杂的第三世界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奈保尔自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57年发表首部作品，小说《神秘的按摩师》。五十多年来，他勤耕不缀，著作等身，迄今已创作各类作品近三十部，所获大小文学奖项及各种荣誉难以计数。他几乎囊括了英国文坛的所有奖项。1971年，奈保尔凭借小说《在自由的国度里》一举夺得英国小说界最有价值的文学奖——布克奖，并成为获得该奖的首位非英裔作家。1990年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头衔，以表彰他对英国文学所作的贡献。1993年他成为英国戴维·柯恩文学大奖的首位获奖者，作为对他终身文学成就的表彰。这标志着英国社会对他作为一个当代经典作家地位的承认。2001年他又摘走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成为继沃尔科特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加勒比作家。他也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作家。　　奈保尔不是歌功颂德的赞美者。相反地，他是批判本民族落后文化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展现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和种族差异的人类关怀。这实际上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挑战。他的作品始终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历史文化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他认为作家应当是“世界公民”，作为世界公民的作家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应该在作品中淡化民族或种族意识，表现无国界的普世的人类关怀。他的这些观点和态度在第三世界遭受猛烈的抨击，尤其在其故国印度及出生地特立尼达。尽管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误解，奈保尔还是出于作家的真诚，仍然在自己认定的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孤独地行走着。　　从奈保尔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来看，他对历史和政治的关注越来越强烈，非小说化的倾向也越来越突显。为了与他想表述的复杂多元的主题相适应，其写作的触角涉及到散文、游记、历史和政论多方面，以寻求更为充分自由的表达方式。他后期创作生涯的许多作品，以多种文体混合并存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创造出一种“杂交”的文学样式，融小说、新闻报道和社会批评于一体，有机地将虚构与纪实结合起来，以驳杂、混合的面貌表现一种世界多元文化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内在冲突。在后期的小说中，奈保尔融入了传记、自传及纪实等成分，模糊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他对盛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应。　　后殖民文学这一术语在文学评论界出现已颇有些时日，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有的评论家干脆采取回避的态度，避而不谈。该术语的确切定义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给某个作家贴上后殖民的标签似乎颇为容易，然而要阐明这一标签的确切含义却是颇为不易的。从宽泛的角度而言，自殖民活动开始之日后所产生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后殖民文学;狭义上讲，后殖民文学是指殖民地取得独立后所产生的文学创作。前者界限似乎过于宽泛，给人以大而无当的感觉，目前取后者的居多。这些界定都是过于简单化、但又不得不为之的处理办法。后殖民文学是个大话题，其中存在着种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具体情况，奈保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总而言之，后殖民文学主要关注的是殖民主义给殖民地遗留下的种种问题。错置、放逐、效颦、身份危机及认同等主题是经常出现在后殖民文学作品中的。奈保尔的作品也不例外。　　对身份及个性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奈保尔早期的首部长篇力作之中。小说《毕司沃斯的房屋》(1961)，取材于作者自己童年的经历以及他父亲的现实生活故事，也是一部关于作者如何成长的自传性小说。小说主人公、印度裔加勒比人毕司沃斯先生，是一个温和的反叛者，他怀着成功的渴望，离开偏僻乡下的家庭，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失望，来到首都西班牙港，成为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房子”情结是他一生奋斗追求的动力，他离开父母的家，离开象征着封闭保守的印度人社区的杜尔希家族，致力于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是非常简陋寒酸的。该小说可以作为寓言来读，毕司沃斯先生居住和拥有的房子，既是他处境的象征，也是那个时代特立尼达印度裔人处境的象征。因此，对房子的向往和拥有具有深刻的心理含义，表现了殖民地移民对扎根、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向往。毕司沃斯先生是位“没有时限的人”，他所包含的意义，不能从单纯的殖民史角度，或民族种族角度所能理解的，因为他是全人类中的一个，具有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秉性和情感。该小说完全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具有人类的普遍意义。　　随着阅历的增加，奈保尔对后殖民社会面临的窘境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殖民主义给后殖民社会带来的文化身份的错置，以及由此而来的效颦宗主国的一切做法，这些问题在《效颦者》(1967)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和探讨。该小说叙述一位虚构的前加勒比某国的印度裔政治家，因岛国政治纷争失败而被放逐到伦敦的故事。他在旅馆里写回忆录，借此给自己混乱的生活赋予一种秩序。主人公辛格和奈保尔一样，是个无根的殖民地人，是一位漂泊者。他时常为文化失落和种族灭绝的思想所困扰，有一种在空空如也的世界尽头被抛弃的感觉。辛格对死亡的恐惧，他的虚无感，他关于“人只是在他人的眼里看见自己”的想法，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作为殖民地人，他无法找到一种归属感，到任何地方都无所适从，不能融入周围的环境及社会。惟一的办法就是效颦宗主国的种种做法，到头来却更加空虚无助。　　作为一位世界作家，奈保尔的视野极为宽广。他追随康拉德的足迹，将其对后殖民社会的关注投向了非洲。《河湾》(1979)是一部关于非洲的、充满悲观绝望的小说。民族主义运动及摆脱殖民统治并没有给新近独立的国家带来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相反的是更多的动荡不安和流血冲突。主人公萨利姆是一个印度裔穆斯林，出生于一个在非洲已生活了很久的印度商人之家。他从非洲东部来到内陆大河转弯处的一个小镇，接收经营一家小商店。然而，在这个由世袭独裁总统控制着一切的国家里，他感到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与奈保尔的许多小说相似的是，这又是一部关于外来移民的故事。一个异乡人发现他的生活之路几乎到达了终点，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一切，再度移居他乡。在书中，奈保尔表达了对于殖民及后殖民社会前途的悲观怀疑态度。　　错置、放逐、效颦及对文化身份的寻求等是后殖民文学的显著主题，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殖民及后殖民社会。这些主题也经常出现在奈保尔的作品之中，是其毕生致力探索的中心问题。这些主题尤其集中体现在上述三部经典力作当中。本文主要围绕这些主题，试图对三部作品进行后殖民解读，揭示奈保尔对后殖民社会及其面临问题的极大关注，从而得出结论:奈保尔对后殖民社会的前途持悲观的态度，看不到任何出路和希望;文化身份的失却、错置以及盲目效颦宗主国的诸多做法是其必然注定的命运。这也是他跟其他许多后殖民作家的明显不同之处，以及他为何遭受后殖民社会猛烈抨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