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小说是个丰富的文学存在。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相当大影响力的湖南作家,王跃文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对文学创作的深切感悟以及不懈的美学追求,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持续的艺术反思,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现独特的艺术魅力、广博的社会文化内涵、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文学的见识和观念,建立起了自己初具形态的小说诗学体系。论文试图从“小说诗学”的角度解读和审视王跃文小说。王跃文小说诗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建构在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等四个具有逻辑关联的结构性元素上。论文的四章分别剖析了这四个结构性元素。王跃文小说创作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与精神空间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生成的外部研究。第一章将分析王跃文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时代文化语境的濡染和湖湘文化的浸润对王跃文小说创作的影响。幼时的乡村生活经历和多年的官场生涯使王跃文收获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他在时代变革的律动中,一方面自觉地适应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文化语境,客观上满足了当前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他受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影响,能超越消费文化的物质化制约,以对永恒人性的不懈追求,坚守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担当,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畅销书”也是“常销书”。第二章到第四章属于王跃文小说诗学本体论的范畴或内部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学本体的实际“存在方式”。论文将透过这些内容论述王跃文小说的文学理念和实践模式。其文类(小说)特征与诗学思想的应合,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王跃文小说诗学形态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第二章将探究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王跃文是鲁迅、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他在怀疑与否定中揭开“病苦”,寻找“出路”,在揭露与批判中坚守信仰,呼喊良知。他的小说始终饱含着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基质,彰显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这种“温柔敦厚”正是“中和之美”的显现,具体到叙事策略,即平衡之道。王跃文小说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他追求事件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表达的真实。在对现实的真切关怀中,王跃文始终具有一种清醒的理性和隐含的忧患意识。他既传承、光大了现实主义,又向现代主义开放,既有经典现实主义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理性思考,又揭示了人在沉沦与身份危机下的焦虑和迷惘。这股始终弥散的苍凉让王跃文小说具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剧性内涵。第三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对人性本质的关注既是王跃文小说始终暗藏的线索,也是王跃文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化观照的深层诗性品格。或者说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终极追求,即为精神迷失的当代中国人找寻回归之路。这是一个超越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人性维度。具体来说,王跃文在其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平民化的人情世态。他置身于权力场外,站在平民的立场实现了与官场的对话。他执着于洞察生命的本质,表达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价值关怀。他在政治和爱情中探索人的存在,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展示人生困顿。他揭露了绝对意志攀援中人性的沉沦以及庸众无声下个体的孤独。王跃文写尽了人生的无常,却依然心存理想。他希望通过良心建立道德自律,通过敬畏获得精神救赎,通过悲悯抵御生命的悲凉。他始终充满着希望,试图以道德唤醒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重建凡俗的人性世界。第四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王跃文用对世俗大众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化官场生态的展示实现了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事。他自始至终都坚持故事讲述。以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以中心人物的官场境遇为主事的叙事结构、以闲笔从容书写的叙事节奏构成了王跃文小说淡定从容的故事化叙事方式。女性话语的缺席和女性身份的“他者”构成的隐在叙事话语对男权中心话语自觉的坚守,构成了王跃文小说男性化的叙事视角。在此基础上,王跃文小说的语言表现出从容自如的话语言说、避重就轻的叙说风格、注重反讽等特点。总之,本文意在超越以往王跃文小说的研究范式,从小说诗学的角度全方位解读、审视王跃文的小说,并通过探寻王跃文小说的文化地域特质和艺术审美风韵,进一步拓展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获得新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