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云南度量衡制度改革是为改变省内度量衡的混乱现状,基于国家政治建设与商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在国家认同理念影响下自发开展的向中央划一以达全国度政划一目的之改革。在北京政府时期云南省规划度量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尽管人才与资金匮乏,云南省仍积极借鉴京师的改制经验推行改制,其改制成果虽然有限,但此次改制累积了一定经验。在国家认同理念驱动下,其自发采用中央的国家治理方案治理边疆以向中央划一,此间呈现出的向心力量更是意义非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云南省度量衡划一开始重启,最初因受北京政府时期改制经验的影响而推行乏力,加之云南实际与中央改制设计有所不符,在中央“均权”思想影响下,云南省对改制方案重新进行了调适。对于云南度量衡划一方案的争议,实际是中央政府与云南省政府两种治理力量、中央集权与中央“均权”两种治理思想的博弈。此后改制虽有蓝本,却因受北京政府时期度量衡旧制残存的惰性力量影响而远未进入实践。1934年底吴承洛到访云南,次年云南省根据吴承洛之建议拟定了《修正云南省度量衡划一程序》,自此云南省度量衡新制划一有了切实指导依据,云南省新制推行也随之有了实质的进展。全面抗战时期,为适应时局所需,云南省度检所再次进行重组,但因人员、经费缺乏,检定所的行政管理组织与生产机构并未能切实完善。为满足划一需要,省度检所优化了制造厂的内部结构,此时各县度政也有了新发展,在新制划一与田赋征实政策共同推动下,各县检定分所迅速成立。这一时期的度政改革基本完成了全省公用度量衡与昆明市度量衡划一,只是由于后期新制维护乏力,改制并未收到预想的划一结果。尽管划一之理想已成泡影,但从改制的本源动力与终极目的看来,云南省已完成了时局所赋予它的独特使命,以边疆治理带动国家治理的模式,也生动地展示了多元治理力量的存在对于特殊时期国家治理的支撑作用。战后,多元治理力量发展长期的不均衡,使得云南省度量衡划一方案难以始终如一地推行。尽管云南省重新修正了系列划一方案,提出了与新形势更为切合的新制推行方法,但此时云南省政府财政日趋困难,度检所两度被裁撤,最终难逃解散。在财政枯竭的情况下,各县度检分所亦纷纷裁员甚至裁撤。失去了划一指导与度政人才支持,新制推行徒剩划一具文。最终,度量衡改制从表达云南省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政治符号变为了云南省政府粉饰太平的“政治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