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人类翻译史上译本最多且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圣经》文本自唐朝随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经历唐代、元代、明末清初以及晚清四个时期。不同阶段的圣经译者采取多种方法，寻找最佳的圣经汉译策略，试图使《圣经》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环境。格义策略源于释译佛经，是用中国固有的概念去类比和理解外来佛教学说的一种本土化的方法。自《圣经》传入中国，来华传教士们也效仿此法，用中国文化中儒、释、道学说固有的术语与概念来类比和解释圣经教义，格义成为圣经汉译历史上不可或缺的手段。根据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带来的解释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个文本有着不同甚至迥异的理解，这些差异往往来自作者和不同时期读者的历史性。圣经汉译文化阐释的策略也不免如此。由于格义的程度不同，《圣经》汉译本形成不稳定性，进而使汉语读者对《圣经》的理解产生了历史性。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以及比较法分析“和合本”（1919）和“现代中文译本”（1979）两译本中的《约翰福音》文化负载词，旨在探讨格义作为圣经文化阐释策略的效果。本文共五章。第一章是引言，介绍本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及方法；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梳理圣经汉译不同历史时期的圣经汉译策略，总结格义之法的历史沿革，指出前人研究的得与失；第三章引入阐释学的概念，探讨格义与阐释学的相通之处；第四章是个案分析，以“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两译本中的《约翰福音》中文化词汇的汉译为例，分析“格义”之法的有效性。第五章为本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