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活动的真实记录,在我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档案往往记载着主流阶层的话语权,档案管理的直接目的是为国家和政府服务的,由此形成了一贯以政治性为主的国家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那种“重官档和官用,轻民档和民用”的做法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档案的社会性日益凸显,作为国家和城市各层面社会记忆工程、历史文化底蕴的载体,档案工作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档案管理的内涵也逐步演变为重视社会化服务能力的档案管理。当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档案事业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引起档案工作环境、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又要求档案管理体制顺应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档案人员由消极的文献记录保持者,变为社会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从单纯的保管者变为给公民提供便利的服务者。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法律凭证性等众多属性,档案成为社会最具公信力的信息资源,如何建立覆盖全区的档案资源管理体系和惠及全民的档案资源服务体系,是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的诸多档案行为主体的核心目标。论文以区县档案管理的社会化服务网络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变迁视角,阐述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及内在关系,分析其在档案管理中的适用性,确定了档案局、档案馆、档案NGO、业务外包企业、档案个人从业者等档案各行为主体的行为边界和角色分配,进而形成区县档案管理的社会化服务网络框架的理论模型。接着对档案管理社会化服务网络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变迁之间具有一定的发展同一性,档案管理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其社会化服务网络已初显端倪,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又对档案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档案管理中出现了诸如局馆合一体制存在弊端、档案行政管理关系混乱、档案馆的馆藏建设落后、档案NGO运行尚不规范等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论文最后就构建覆盖全区的档案资源管理体系和惠及全民的档案资源服务体系的目标,提出完善区县档案管理社会化服务网络的对策与建议,包括强化档案局的行政主体地位、丰富和改善馆库资源结构、加强对档案从业者的培育和监管、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服务水平、以家庭档案为试点鼓励公民自主参与档案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