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例传入性艾滋病以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已经经历了传入期，传播期，目前已经进入到快速增长期。截止到2003年6月，我国的HIV感染者为102万，大约占全部成年人口的千分之一，其中22万人已经死于艾滋病;存活的HIV感染者为84万，其中艾滋病患者约8万人。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正以平均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如果艾滋病的流行按照这样的速度继续发展，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人口可能达到1000万人左右。　　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在艾滋病传播的三种途径中，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比率正在不断上升，性传播将会逐渐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性工作者，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600万。如此庞大的性工作者队伍，是控制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重大隐患。　　为了了解中国女性性工作者与艾滋病相关的性行为的情况，以及她们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和预防措施。2004年6月至7月，作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的调查项目，我们对北京地区的站街女进行了调查。因为在中国性调查的回答率比较低，而且回答者如果经过某个熟悉的人介绍来参与研究过程，那么他/她会对我们有更多的信任，会更好地配合，因此此次收集样本的方法将是“滚雪球”的方式。此外，由于她们是城市里的特殊群体，有着流动性强，自我保护性强等特点。因此本文采取了实地观察法和在自然状态下与站街女聊天的方式。所得的资料均为当天回到住处整理出来的聊天记录。此次调查走访了11处站街女聚集的地方，获得了21个访谈资料。　　本文在解释艾滋病的性传播这一问题时，使用的是社会失范理论。这里所说的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规范生活的规范或者缺失，或者缺失有效性，不能对社会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从而在社会行为层面表现出混乱的状况。在社会失范论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分别分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站街女，站街女的防艾盲区，嫖客的防艾盲区，“亲属”厄运和社会控制的盲区。　　通过对站街女的成因，艾滋病的认知程度，性行为的防范措施以及对以站街女为核心形成的“性行为网络”的分析，我们验证了以下四个假设:一、站街女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了解得越多，就会越多地采取安全措施;相反，对于艾滋病基本知识不了解甚至很无知的站街女，在商业性性行为中越不注重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二、在与站街女进行商业性性行为时，嫖客防病意识越强，越多地采取安全措施，他们越能有效阻断疾病的传播;相反，不想或者不愿意采取安全措施的嫖客，越有可能相互传染性病或艾滋病。三、在仿夫妻关系中，越是觉得安全，或者倾注了情感而不成为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业性行为时，站街女越少采取安全措施。四、处于社会底层，同时处于性工作者底层的站街女，她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受到来自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压力。对于控制疾病传播而言，越是忽视和不恰当的管理，就越妨碍对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有效控制。　　同时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卖淫嫖娼来源于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失范，其中道德规范的缺失显得尤为突出。站街女对防护措施的无知，以及相关高危人群对于预防艾滋病的无知，来自于行为规范的缺失。行为规范的缺失则是来自于制度的缺失。在此基础上，分别对道德失范与艾滋病的性传播，行为失范与艾滋病的性传播以及制度失范与艾滋病的性传播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针对道德失范，国家应该加大宣传和教育，普及性知识;重视艾滋病问题，宣传艾滋病的基本知识，消除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与歧视，创造一个宽容的大环境。其次，针对行为失范，我们需要引导高危人群做“正确的事”，切断可能的传染途径。第三，针对制度失范，在社会结构性失范的背景下，增加制度的有效供给是解决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目前的政策决定了无法从疾病的意义上对高危人群进行管理和控制，制度的缺失造成社会控制的盲区。因此笔者认为，以站街女为例，将这一群体归入到社区进行管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当然，受到个人能力和资料局限性的影响，本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中还有很多需要继续探讨和研究的地方。本文只代表个人见解，希望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