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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调查天津市18岁及以上城乡居民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分析患病的影响因素,为制定酒精使用障碍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2、分析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数据来源于2011年7-12月实施的天津市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项目,用多阶段、随机、整群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在天津市18个区县随机抽取100个居委会或村委会中的18岁以上居民,在最初选定的15538名受访者中,有11748人成功入选(应答率为75.6%)并完成了社会人口学调查表、一般健康问卷(The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在此筛选基础上,受访者按增改后GHQ-12得分≥4或是增加项目中有阳性结果、1~3分并且增加项目中无阳性结果、0分,被分为高、中、低风险3组人群,在第二阶段选取了有一定风险比例的共4438名研究对象进行基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IV)临床定式访谈(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SCID),按照诊断标准进一步明确诊断.4438名研究对象中,女性2554名,男性1884名;城市3239名,农村1199名;年龄18~39岁1070名,40~54岁1355名,55~岁2013名.用SCID对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Use Disorders,AUD)患者进行筛查.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与相关社会因素. 结果： 1、4438个参加SCID的调查对象中,178人1月内符合DSM-IV酒精使用障碍的诊断,407人有酒精使用障碍的病史,利用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资料进行事后分层调整,天津市酒精使用障碍的终生身患病率为8.5%(酒精滥用为5.9%,酒精依赖为2.5%),1月时点患病率(以下简称为现患率)为3.3%(酒精滥用为1.8%,酒精依赖为1.4%). 2、AUD的现患检出率在不同的性别(x2=120.154,P<0.001),不同年龄(x2=7.362,P<0.05),不同婚姻状况(x2=6.726,P<0.05),不同职业(x2=28.147,P<0.001),不同生活条件(x2=13.795,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明显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大到40~55岁患病率有所增加,55岁之后有所回落.已婚高于离婚及丧偶,更高于未婚.不同职业之间排序为,工作>失业或无业>农民>退休>家庭妇女.生活条件中等的患病率最高,高于条件好的,生活条件差的患病率最低. 3、AUD的终生患病率在不同性别(x2=292.128,P<0.001),不同年龄(x2=20.601,P<0.001),不同职业(x2=58.761,P<0.001),不同生活条件(x2=13.643,P<0.01),不同受教育年限(x2=14.374,P<0.01)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不同年龄段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不同职业间存在差异,有工作的>农民>退休>无业或失业>家庭主妇.生活条件中等的患病率高于条件好的,更高于条件差的. 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UD现患,男性(OR=45.317,95%CI：14.598~140.679)是危险因素;生活条件差(OR=0.201,95%CI：0.073~0.553)是保护因素.AUD终生患,男性(OR=19.13,95%CI：11.647~31.421)、年龄40~54岁(OR=2.186,95%CI：1.638~2.917)、年龄55+(OR=1.959,95%CI：1.265~3.035)是危险因素;生活条件差(OR=0.514,95%CI：0.324~0.816)是保护因素. 结论： 1、天津市酒精使用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8.5%,1月时点患病率为3.3%. 2、男性为酒精使用障碍的高危因素,时点患病率6.0%,终生患病率15.2%,明显高于女性(0.2%,0.8%),是酒精使用障碍的重点防治人群. 3、生活条件差的人群饮酒率相较于生活条件中等及生活条件高的人群低,是酒精使用障碍的保护性因素. 4、男性、中青年是酒精使用障碍的重点防治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