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攻坚战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金融风险。而期货市场是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97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版了《货币需要期货市场》,这本书成为期货交易的基石和旗帜。在这本书出版后的三十多年中,期货交易量以及期货交易频次都有了巨大的提升,期货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伴随着全球期货市场的长足发展的是潜伏在内部的风险。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发展期货市场的同时,防控风险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而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大宗商品交易中成功参与进期货的价格制定者中,而如何有效的防控风险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经途径。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于系统性风险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对它的理解还存在与概念层面,而随着危机的爆发,人们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逐渐加深。衡量风险的方法有许多种,本文采取了条件风险价值方法(CoVaR)的方法度量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风险。同时为了研究中国商品期货市场产品间的风险传染关系,构建了风险传染矩阵。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不同的事件窗口,研究不同事件发生时商品期货风险传染的变化。本文从四大类商品期货指数,上下游商品期货和国际化的铁矿石期货全面考察了中国商品期货的风险。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说,CoVaR能有效识别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16年“中国股市动荡”等事件,同时从风险峰值回落时点可以找到对应标志性事件,侧面表明我国防范风险政策措施的立竿见影的积极作用;分产品上看,在2010年及以前,金属期货对期货市场系统性风险贡献最大,而在2010年以后,能源期货成为期货市场最大的风险贡献者;从跨产品的风险传染关系上看,金属期货受到的总风险溢出最高,能源期货受到的总风险溢出最低,而化工期货对外总溢出水平最高,农产品期货对外总溢出水平最低。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金属在产业链中处于上游的位置,其需求来自下游,其他商品期货对应标的物生产和价格的变化会对金属的需要产生影响,进而对金属期货产生影响;能源在产业链中也是处于上游,但是其需求相对稳定,所以其收益的变化与其他商品的变化关联度较低,与之相关的能源期货的收益率与其他种类的期货关联度也较低;农产品在全产业链中提供副产品的价值较低,同时供应量充足,其收益的变化率不会太高,对其他商品的冲击较低,这也反应在农产品期货的波动对其他商品期货的冲击较小。接着引入了商品期货“金融化”的概念,通过构建中国商品期货与中美股市的收益溢出矩阵,发现其存在“金融化”现象,但是“金融化”程度还较低,同时美国股市对其的影响大于中国股市。同时将鸡蛋玉米豆粕等具体商品期货纳入考量,发现鸡蛋期货受到的风险冲击最大,玉米期货受到的风险冲击最小。前者是因为玉米和豆粕是作为鸡饲料的主要来源,玉米和豆粕产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到鸡蛋的生产;后者是因为因为玉米出来做鸡饲料,还有许多其他用途,所以来自其下游产品鸡蛋产生的需求和豆粕作为一定程度的替代品并不是很大。结合近期的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发现铁矿石期货在引入境外投资者后,风险并没有大幅增加,说明引入境外投资者并不会增加期货市场的不确定性,反而有利于市场的发展,能够增强市场的完备性,使得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可能性降低。本文将2008-2011年定义为全球动荡时期,将该时期的风险传染关系与全样本期间进行了对比,发现在两个样本期间内,农产品和金属期货都是风险溢出的净接受者,二者在全球动荡期间的风险净接受程度比在全样本期间时减少;化工期货在全样本期间时是风险溢出的净输出者,而在全球动荡期间则成为了风险溢出的净接受者,说明了不同时期风险的源头以及程度会发生改变。将2014-2017年定义为中国股灾期,对比分析了三个样本期间中国商品期货的风险净输出情况。在中国股灾期间,相较于全样本期间,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平均风险溢出程度略有上升,商品期货之间的风险净溢出方向未变,净溢出程度有所下降。相较于全球震荡期,中国股灾期间的风险净溢出数值更加接近于全样本期间,这说明全球经济环境对中国商品期货风险溢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将2018年3月-12月定义为中美贸易战期间,结果显示产品间的风险净溢出接近于0,这反应了中美贸易战对所有种类的商品期货都产生了相同的影响,使得商品期货价格的波动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