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指引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该时期我国的主要目标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新成效外,还要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实现新进步。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尤其是高资源消耗、高能源耗用的重污染企业,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并通过绿色并购等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并购是指企业为获取绿色环保生产要素、践行环境保护理念等缘由而发生的并购行为,但其能否真正为企业经营、为保护生态环境或者为我国社会带来绩效还需进一步检验;同时,融资约束强弱是否会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绩效也有待研究。目前鲜有学者从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三个绩效指标来研究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绩效;同时,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但较少有学者从绿色并购的角度出发来探究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在借鉴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并考量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高低对绿色并购绩效的调节作用,最后对重污染上市企业股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探寻国有与非国有企业间的差异。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并购和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关于绿色并购、融资约束的新思考角度。结合前人研究,本文参考了五个基础理论,分别是资源基础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三重底线理论、协同效应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异质性资源将带来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理论包含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理念,其指导我们要在自然承载范围内协调好经济建设,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构建一个公平、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并购企业双方产生的协同作用会增加企业绩效;而融资约束理论认为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等原因,企业产生了融资约束。由此,本文提出了六个研究假设: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并购比进行非绿色并购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均更好;融资约束对绿色并购三种绩效均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选取了2011-2020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根据证监会相关指引选取了其中处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并从并购重组类型、并购标的类型和并购金额等多个维度进行筛选,得到研究样本。结合前人研究对变量进行定义,并根据研究假设构建了合理的模型,然后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实施绿色并购比实施非绿色并购所带来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都显著更高,原因在于绿色并购带来了绿色资源,帮助企业筑起绿色资源壁垒,并通过绿色技术节能减排,树立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加入融资约束调节变量后发现,融资约束越高的重污染企业,其绿色并购带来的增效更低,原因可能在于强融资约束导致的资金不足让重污染企业被迫放弃优质绿色投资机会,使得绿色资源质量下滑,同时,会使重污染企业减少在生态环保方面的投入,阻碍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另外,本文还将重污染企业的股权性质进行了分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绿色并购经济绩效比非国有企业更低,但社会绩效更高;非国有企业绿色并购对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而国有企业绿色并购对环境绩效提升并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和分析,本文最后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建议:政府应该加快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绿色信息披露制度以降低整体市场风险;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绿色改革的号召,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并合理管理企业内部现金,谨防因资金充裕度不足而影响企业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