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未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这一条款一般被称之为不可抗辩条款,自我国《保险法》引入该条款之后,国内学界便针对其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冲突现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同学者对于不可抗辩条款是否可以排除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过程中曾两次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征求意见,但最终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以及保险实务中出现了混乱。本文在深入区分投保人不同行为类型的基础上,对不可抗辩条款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关系进行了释明。不可抗辩条款的引入虽然带来了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竞合适用难题,但其立法化实际上是基于我国保险业的现实发展需求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具备相应的合理性。不可抗辩条款在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从约定条款到法定条款的转变过程,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投保人的信赖利益,限制保险人滥用合同解除权。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化拥有充分的法理支撑,是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以及合理期待原则在保险法领域的必然体现。不可抗辩条款对于我国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也有着特殊的功能价值,不仅有利于改善目前宽核保严理赔的行业现状,而且还有利于维护保险合同关系的稳定。对不可抗辩条款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冲突现象加以厘清和梳理是解决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前提。首先,不可抗辩条款与合同撤销权之所以会产生适用上的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在立法上未对此作出明确解答,《保险法》和《合同法》关于投保欺诈行为存在着明显不一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态度。其次,不可抗辩条款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冲突还具体表现在司法实践的矛盾中。不同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缺乏统一的裁量标准,造成了相似案件审判结果的不一致。最后,国内学者围绕不可抗辩条款与合同撤销权的关系提出了并存适用说、排除适用说、折衷说三种不同的学说。这三种学说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均未全面分析投保人的不同行为类型,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在深入区分投保人不同行为类型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法律适用一般原则、不可抗辩条款的法理基础以及法律适用的现实影响等要素论证了不可抗辩条款与合同撤销权不存在适用上的冲突。在投保人重大过失的情形下,《保险法》第16条可以单独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将排除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在一般性欺诈情形下,投保人的行为未动摇保险的存在基础,仍然属于《保险法》的规制范围,应直接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在严重性欺诈情形下,投保人的恶意骗保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不可抗辩条款与合同撤销权对此均不存在适用的前提,二者也就不存在适用上的冲突。为了改变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本文亦从立法论的角度对我国保险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我国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范围,将《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故意违反法定告知义务限定为投保人的一般性欺诈行为。第二,我国保险立法应对严重性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加以明确,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