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以一种不平等的,被欺压的姿态被纳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是不享有完整主权权利的边缘成员。因此,近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升国际地位。对于民国北京政府而言,即便面临着权威薄弱,政局不稳等不利条件,恢复完整的主权,提升国际地位也是外交的要务。这期间,专业的外交官群体为中国与列强重新谈判以往的不平等安排,争取主权权利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官群体的代表,顾维钧在这一时期中国试图改变国际地位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顾维钧是中国能够参与国联创建,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多次获得行政院理事国资格的关键人物。然而,巴黎和会的结果已让许多中国人相信国联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进而对国联也渐渐失去热情,1922年结束的华盛顿会议已经对中国关注的问题形成了初步解决方案,而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也无力履行中国作为国联行政院理事国应承担的义务。那么,为什么顾维钧会如此重视国联对于中国的意义?为什么会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仍然试图维持中国在国联中的地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顾维钧,以及与他立场相似的外交官群体的观念,也有助于分析历史上诸如“国际社会”、“国际大家庭”和“文明标准”等观念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对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与国际社会和规范的关系也有借鉴价值。通过研究顾维钧本人的回忆录、演讲和文章,以及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国联外交相关的二手材料,本文认为:华洋有别的成长环境、教会学校的经历和游历时感受到的中西差距使得顾维钧具备了认同西方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国际法的态度逐渐进入价值观内化的阶段,成为“文明国”也变成中国外交的目标。在此背景下,顾维钧选择了国际法和外交作为专业。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美国的国际和平主义思想蓬勃发展,不少学者支持以国际法为依据,依托合法的国际机制解决问题的反权力政治的国际秩序构想。受此影响,顾维钧认为国际法和相应的国际组织是帮助中国制衡强权,走向平等的武器,也更加认同美国的外交理念。一战期间,威尔逊提出了以国联为基础,强调平等、公正的激进的战后秩序方案。顾维钧在威尔逊的方案中看到了中国迅速获得平等地位希望,也把国联看作是新秩序的象征。因此,顾维钧积极推动中国政府支持威尔逊的方案,并主导了中国在国联创建,以及巴黎和会之后的外交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表现出“文明国”的姿态,维护中国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