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律至上思想的传播,法律地位的提升,世界各国都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检察权作为广义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领域的作用和意义愈来愈吸引学界及大众的目光。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在对检察权的产生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依照两大法系的区分对西方主要国家的检察制度进行了概括和介绍。第二章则对中国检察制度的状况进行了概括,分为历史发展和基本内容两个方面。前两章是检察权研究必要的资料,对于充分认识和了解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而第三章则从政治与法律的出发,通过对中外检察权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导出对检察权的理解和定位。第四章则在前三章的研究基础上对检察改革提出相应的意见。任何事物的产生都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许它产生的具体时间、空间和方式都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因素,但它的产生却一定是必然的,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探求检察权的权力性质和意义不可避免的要从其源头入手。因此,无论介绍中国抑或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状况,起源和历史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只有结合事物产生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结合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才能发现和了解事物的共性及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别具一格的特性。检察制度起源于西方的法国和英国,经过两个国家的传播逐渐扩展到世界各个国家。两个国家代表了两种不同法律体系下差异较大的检察制度类型,而这两种类型又同中国的检察制度具有较大的差别。本文立足于中国的检察制度,运用比较的方法,介绍和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检察制度概况及其理论基础、检察权地位,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检察权历史和现状的主要工具。中国的检察制度架构建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基础上。前苏联建国时,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列宁通过对西方检察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根据检察权的特点及其在法律领域具有的意义创建了法律监督理论,赋予检察权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任,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之时,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制度,没有政权建设的经验可供借鉴,前苏联成为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也是唯一的模仿对象和样板。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多数之前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普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挤和孤立,国内经济停滞,缺少民主传统,还要忙于各种政治斗争,因此,将检察机关作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监督国家机关和人民的活动就成为顺应历史和现实的最佳选择。因此,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对中国的检察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权力的分配和制约。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法律至高无上,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要在法律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自由。人类生活的最大公害之一乃是公共权力的专横与腐败。法律以明确的规范,确认各公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职能、范围,对权力行使规定法律责任条款,尤其对滥用权力、越权、扩权等行为,明确规定其法律责任和要承担的后果。可见,在各国的政治法律实践中,检察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身处政治与法律之间,检察权致力于在实然领域寻求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平衡,弥和效益与公平之间的对立,最大限度的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随着对检察权的关注日益增多,检察改革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探索都迅速开展起来。如何认识和定位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成为检察制度进行改革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同样的事物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在对检察权进行定位时,我们既要注重比较研究,借鉴外国检察制度合理的成分,更要充分分析和了解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应当深刻认识和理解检察权的社会和现实基础,不能以某一理论和模式来判定检察权的优劣以及改革的方向。检察制度是整个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多元的社会是它的基础,不可能脱离这个社会的情况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整齐划一的界定和设计。政治与法律之间进行平衡和抗争的检察权改革需要更为系统的理论论证和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检察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本章仅截取检察独立和检警一体化两个问题进行讨论。检察独立是检察权法的特征、追求正义的表现,检警一体化则是检察权政治性、强调效率的一种形式。检察权既要坚持独立,维护公平正义,又要积极介入案件,实现有效率的追诉犯罪,这都是检察权博弈于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