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全球社团革命”标志着非政府组织在西方社会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是西方社会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产物。非政府组织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数量与质量等方面都让政府和市场无法企及,尤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方面更具有独特优势,同时,在公民利益表达、价值传播和公益精神倡导等方面又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分化也逐步加剧,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造成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积累,我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的高发期。同时,社会分化也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活动空间。西方公民社会的实践证明,非政府组织不但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还可以在引导公共舆论、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都与西方社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仍处于论证和实验的阶段。一方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政府对放权给社会还有抵触心理,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抱有戒心,担心其危害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本身发展很不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还不够强,尤其是对舆论引导的内容、方式、途径等都不太熟悉,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舆论引导力的发挥。本研究一是要探索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中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参与舆论引导的可能性和空间；二是要探索非政府组织与公众、政府、媒体合作的渠道、方式以及技巧；三是希望尝试在政府主导下,建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公众是舆论引导的对象,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把自己的主张推销给公众,舆论引导才算真正发挥了作用。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公众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都具有多元化的趋势,非政府组织要引导舆论就必须研究公众的利益所在,研究公众的爱好、兴趣和价值观,并寻找与公众接近的途径和方式。传媒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舆论机器。传媒始终在引导舆论、传播舆论、代表舆论,甚至在制造舆论。非政府组织要引导舆论就必须与现代传媒合作,争取传播媒介对自己的支持。非政府组织要在组织架构上设置专门的信息发布和管理部门,培养和储备传媒人才,提高组织的媒介素养,开发媒介资源。与政府的合作是非政府组织“合法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非政府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舆论引导能力的前提条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可能是合作关系,也可能是竞争或者对抗关系。非政府组织应该加强与政府的合作,获得政府信任并获取合法身份,拓展舆论活动的空间。政府也应该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工作和行政管理,既要给非政府组织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也要防止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舆论对抗,甚至是行为对抗。尤其是在鼓励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中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时候,必须注意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突发事件具有突然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之间只有建立常态的联络机制才能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后及时投入到应急管理中去。这要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要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构中设置相应的信息发布部门,并在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协同行动的机制。建立协同行动机制要在协同主体、协同客体、协同目的、协同手段、协同信息、协同环境等环节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也需要在三者之间积极探索有效的协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