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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罗牌作为神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娱乐性、可创造性等特征,早已广泛流行于世界,当然包括文学方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塔罗牌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然后17世纪法国马赛塔罗牌的流行开始将其带入到大众的视野中,20世纪初莱德-韦特塔罗牌则是目前流传最广的塔罗牌。帕维奇是继叶芝、约翰·福尔斯、卡尔维诺等作家之后又一著名的运用塔罗牌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素以文体探索见长,创作了词典形式的小说《哈扎尔词典》、纵横填字游戏小说《茶绘的山水》、沙漏小说《风之内侧》、在线互动小说《大马士革》等等,《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则是一副塔罗牌占卜小说。所以,《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是从塔罗牌文学的角度,探讨塔罗牌如何构成创作;二是从帕维奇的创作探索的角度,探讨帕维奇的创新与缺陷。
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塔罗牌的一个综述,包括“塔罗”一词的含义,塔罗牌的起源、发展与类型,以及塔罗牌基础概念的介绍。这一章是论文的基础,因为需要理解塔罗牌文学、理解《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必须要了解塔罗牌的相关概念,尤其是对于《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来说,大阿卡纳牌的概念尤其重要,尤其是“愚者之旅”:大阿卡纳牌1~21号牌分为三个部分,0号牌愚者则是从1到21进行了一场象征精神成长与完满的旅途。另外还有关于塔罗牌牌阵与正逆位的概念:同一张牌在占卜过程中以不同的牌阵摆放出来、在同一牌阵的不同位置摆放出来、摆放出正位或逆位的时候,涵义都是不相同的。每一张牌都有着丰富的涵义,但具体使用的涵义需要在牌阵这样一个系统中才能表现出来。
第二章是塔罗牌与文学创作。这一章以宏观的层面阐释了塔罗牌何以能构成文学创作,以及塔罗牌可以如何构成文学创作,并简要介绍了历史上的其它塔罗文学。首先,任何图像本身就可以用来叙事;塔罗牌的牌面作为一种特殊的图像,许多牌面都已是故事的一个截面;在实际的占卜过程中,占卜师也常常将占卜结果连缀成一个故事。韦特塔罗的创造者爱德华·韦特也在自己的著作了暗示了塔罗牌的意义可以以个人的方式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这更为塔罗牌构成文学创作提供了支撑。这一章以叶芝的创作、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约翰·福尔斯的《魔术师》等进行举例,阐述他们分别用了不同的方法借助塔罗牌构建文学创作,包括使用象征与隐喻、利用牌面图案组建故事、借助塔罗牌本身的结构特性等等。
第三章是从塔罗牌文学的角度对《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所作的解读,以微观的层面对《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做了介绍,以及塔罗牌如何构成这部小说的解读。《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在结构上运用了两层“愚者之旅”,分别是正位的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与逆位的索福洛里耶·奥普伊奇的旅途,这又与小说的1+7+7+7的结构相对应。在具体内容上,塔罗牌分别以神话原型、牌义与象征、图像与文本的互文关系来构建了小说。另外,塔罗牌的“由小见大”的特点又联系起了帕维奇以小说形式展现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探索与思考。
第四章是帕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体现出的创作探索。首先,帕维奇的小说创作与“超文本”——泰德·尼尔森于1963年提出、1965年发表的概念——的关系颇深,其妻子雅思米娜便认为帕维奇的小说便属于以超文本创作的“超小说”;帕维奇又利用塔罗牌这一道具扩展了传统纸张文本作为小说载体的限制;最后表示《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所表现出的超文本特征,与帕维奇所期望表现出的“有无限出口”的小说有着一定的差异,为其创作探索的一步,虽有遗憾,但仍有价值。
总的来说,塔罗牌与帕维奇的创作探索是解读《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关键,塔罗牌所体现的连结、跳跃以及与人类精神、神话原型的关系,必然也会长期成为文学创作的伴侣;《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也只是帕维奇创作探索中的一步,其对小说更多的思考还有待发掘。
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塔罗牌的一个综述,包括“塔罗”一词的含义,塔罗牌的起源、发展与类型,以及塔罗牌基础概念的介绍。这一章是论文的基础,因为需要理解塔罗牌文学、理解《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必须要了解塔罗牌的相关概念,尤其是对于《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来说,大阿卡纳牌的概念尤其重要,尤其是“愚者之旅”:大阿卡纳牌1~21号牌分为三个部分,0号牌愚者则是从1到21进行了一场象征精神成长与完满的旅途。另外还有关于塔罗牌牌阵与正逆位的概念:同一张牌在占卜过程中以不同的牌阵摆放出来、在同一牌阵的不同位置摆放出来、摆放出正位或逆位的时候,涵义都是不相同的。每一张牌都有着丰富的涵义,但具体使用的涵义需要在牌阵这样一个系统中才能表现出来。
第二章是塔罗牌与文学创作。这一章以宏观的层面阐释了塔罗牌何以能构成文学创作,以及塔罗牌可以如何构成文学创作,并简要介绍了历史上的其它塔罗文学。首先,任何图像本身就可以用来叙事;塔罗牌的牌面作为一种特殊的图像,许多牌面都已是故事的一个截面;在实际的占卜过程中,占卜师也常常将占卜结果连缀成一个故事。韦特塔罗的创造者爱德华·韦特也在自己的著作了暗示了塔罗牌的意义可以以个人的方式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这更为塔罗牌构成文学创作提供了支撑。这一章以叶芝的创作、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约翰·福尔斯的《魔术师》等进行举例,阐述他们分别用了不同的方法借助塔罗牌构建文学创作,包括使用象征与隐喻、利用牌面图案组建故事、借助塔罗牌本身的结构特性等等。
第三章是从塔罗牌文学的角度对《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所作的解读,以微观的层面对《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做了介绍,以及塔罗牌如何构成这部小说的解读。《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在结构上运用了两层“愚者之旅”,分别是正位的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与逆位的索福洛里耶·奥普伊奇的旅途,这又与小说的1+7+7+7的结构相对应。在具体内容上,塔罗牌分别以神话原型、牌义与象征、图像与文本的互文关系来构建了小说。另外,塔罗牌的“由小见大”的特点又联系起了帕维奇以小说形式展现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探索与思考。
第四章是帕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体现出的创作探索。首先,帕维奇的小说创作与“超文本”——泰德·尼尔森于1963年提出、1965年发表的概念——的关系颇深,其妻子雅思米娜便认为帕维奇的小说便属于以超文本创作的“超小说”;帕维奇又利用塔罗牌这一道具扩展了传统纸张文本作为小说载体的限制;最后表示《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所表现出的超文本特征,与帕维奇所期望表现出的“有无限出口”的小说有着一定的差异,为其创作探索的一步,虽有遗憾,但仍有价值。
总的来说,塔罗牌与帕维奇的创作探索是解读《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关键,塔罗牌所体现的连结、跳跃以及与人类精神、神话原型的关系,必然也会长期成为文学创作的伴侣;《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也只是帕维奇创作探索中的一步,其对小说更多的思考还有待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