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赌博还是禁赌,都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赌博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概念,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赌博因影响家庭和睦,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自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各朝代均明确将赌博入罪。对于赌博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历经了萌芽、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到了清朝,对于赌博罪的法律规制也到达了巅峰。清代对于赌博罪的法律规制,以《大清律例》为中心,由律、条例、事例、则例、成案等不同法律样式组成了一套严密复杂的系统。清代赌博律文,基本沿袭了前代的规定,但在小注中进一步说明了禁赌的必要性以及对于职官更加严苛禁赌的原因所在。清代赌博条例内容繁杂,其来源主要有明代《问刑条例》、臣工条奏、刑部奏准、因案成例四个方面,其经过修改、合并、删除最终形成了十七条赌博条例,主要包含赌徒、赌场、赌具三个方面的法律规制,并且对于引诱赌博、官吏参与赌博、官吏查处赌博不力等方面进行了特殊的法律规制。除去律、例,赌博事例、赌博刑案、赌博则例也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律、例共同构成了清代赌博罪的法律规范完整体系。清代对于赌博罪的法律适用案例主要记载在《刑案汇览》一书中。我们可以将《刑案汇览》一书中有关赌博罪的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违法行为的案件,这一类案件法律适用相对简单,要么直接适用赌博条例确定刑罚,要么比照赌博条例适用刑罚;另一类是存在多种违法行为,要么是存在多个与赌博相关的违法行为,要么是存在除赌博外的其他违法行为。这一类案件的法律适用相对复杂,要根据多个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来适用法律。清代有着严密复杂的禁赌法律规范体系,但是清代赌博罪的适用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呈现出有令难行、明紧实松、有禁难止的局面。这一结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与统治者反复的态度有关,也与清代的官吏腐败有关,清代人口激增、闲散人员多更是进一步造成了赌博盛行的局面。客观审视清代赌博罪,其既有价值,亦有缺陷。完备的立法和体系,明确严厉的处罚,以及尽可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教化作用都是其闪光点。但同样囿于其历史局限性,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刑罚标准不够明确统一,律例、则例、事例并存,繁杂难遵,条例频繁修改,稳定性不强等缺陷我们也不可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