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产业可谓是高端制造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强弱的重要标志。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已经与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对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进行全面的打压与制裁,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起极,中国在西方世界对先进技术的直接吸收投资也受到了限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技术封锁,限制与延缓中国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进程,从而使他们自己能继续享受科技霸权所带来的成果。也正因为外部压力的存在,迫使我们必须走上独立研发、自主创新的产业崛起之路,在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的关键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为了真正解决“中国芯”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陆续推出相关产业政策,扶持相关企业,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2014年,中国推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简称“纲要”）,该纲要旨在加快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进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同年9月,作为纲要金融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后续简称“大基金”）设立,一期投资规模达到1380亿元,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市场化投资的方式,来引导资金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本文通过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进程的回顾以及产业链现状的梳理,厘清产业发展的方向。结合大基金基本情况介绍及作用分析,提出了大基金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效应假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部分集成电路产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利用“大基金”一期设立这一自然实验作为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大基金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大基金政策能够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该促进效果是通过产业资本的注入来完成实现的;（2）大基金政策能够有效增加企业授权专利数,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同时基于壁垒信号理论,我们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发现,社会资金与政府补助这两个中介变量在大基金政策效应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大基金政策能够分别从投入端与产出端出发,促进集成电路企业的技术创新,但作用的机制是通过多路径影响的。在政策建议方面,笔者一方面认为大基金应进一步明确产业投资方向,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同时还要放大自身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到产业中来;另一方面,在产业的技术创新上,应通过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加大研发投入,注重人才梯队建设,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等方式来进一步巩固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