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所以选择以永乐年间庶吉士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是目前关于庶吉士的研究以制度层面居多,有关庶吉士个体及其文学的研究非常少。因此,深入考察庶吉士个体的生平、科第信息,对他们的诗文展开系统研究,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其二是希望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观照特殊时代的特殊文人群体。永乐年间的庶吉士兼具官僚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其活动以政治为主,文学为辅。明前期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对他们的思想、诗文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诗文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明前期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这一群体的诗文创作加以系统研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了解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文学的生存状况,有益于还原明前期社会的真实形态。这也使该课题具备了一定的史学、文化学与社会学价值。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简要论述了庶吉士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情况,并对永乐年间各科庶吉士的名单及各类庶吉士的选拔目的、培养模式加以了探究,尤其着重探讨了首届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宿”的选拔、培训模式。明成祖对“二十八宿”的勉励与期望——“以立志为本,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十分关键,它使德才兼备、博学能文、追续古道成为永乐年间庶吉士群体的集体追求,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其次,依据各类史传文献与诗文集的相关记载,确定了明永乐年间庶吉士的考选情况与名单,并以表格的形式依次对八科303名庶吉士的生平及科第信息进行了疏罗、整理与分析。最后,探讨了永乐年间庶吉士群体的政治发展空间与作为。第二章重点探究了永乐年间庶吉士群体在文史编纂、教育及个人著述等方面的工作和成绩。首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辨、整理了永乐年间群体参与《永乐大典》《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及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诸朝实录的编纂情况,展示了这一群体在明前期文化建设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次论述了庶吉士担任教职的情况,与在国子监、府州县等各级教育机构所做的贡献。最后疏罗了庶吉士的个人著述活动,并分今尚可见与今之未见两个部分整理了庶吉士的别集情况。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永乐年间庶吉士的文学活动与诗文创作情况。从明太祖到明英宗数代虽然没有文学成就突出的帝王,但他们对文学的好尚对文学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包括庶吉士在内的馆阁文臣的文学创作热情的提高有较大的刺激作用。庶吉士的文学活动包括应制唱和,献纳诗、赋、颂,以及私下的宴集吟咏等。庶吉士的诗文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意蕴,并形成了其总体特点。第四章为永乐庶吉士群体中的精英“二十八宿”之个案分析。分别探讨了“二十八宿”之最王直,翰林二侍讲王英、余学夔,以及南北两祭酒陈敬宗、李时勉的生平、仕历、文学创作情况与文风特点。论文最后一章着重分析了永乐庶吉士中的代表作家李昌祺的诗词创作情况。认为他在早年庶吉士、礼部官员阶段依循的是正统的台阁文风,中年因两遭贬谪而对传统名利价值观有所反思,诗歌既向外循杜甫、白居易的悯民一路,又向内深入观照内心；晚年致仕之后兼取儒道释三家思想,热衷学习、模仿陶诗,但对自身经历的深刻反思和对民间文学的积极取法令他最终突破了陶诗的窠臼,并避免了文人化过浓和理气过盛等弊端,形成了情感真挚深沉、语言明快质朴、用韵突破诗体限制的独特诗歌风格。其词作晚年更是词曲不分、通俗自然,迥异当时的主流文风。李昌祺诗词风格的转变也昭示了庶吉士诗文乃至台阁体的出路。只有突破理学与台阁的双重束缚,思想上兼容并蓄,生活上开阔视野、增长阅历,尤其注重从民间取法,方有可能突破台阁体的窠臼,获得文学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