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在政策利率接近零水平极限状态下先后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以下简称QE)。QE政策在促进发达经济体自身经济复苏的同时,也通过多种渠道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一方面,QE政策的实施和退出会加大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波动,使之呈现出大进大出和“一波三折”的格局。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会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渠道传导至股市和汇市,引起股市和汇市的剧烈动荡,威胁金融稳定。面临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国际资本大规模频繁波动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威胁长期存在。因此,研究QE政策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理和溢出效应,进而实施有效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成为当前中国刻不容缓的重大议题之一。鉴于上述事实,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发达经济体QE政策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对相关理论基础进行说明,在介绍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QE政策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渠道进行分析,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本文实证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从静态视角分析比较美日欧单个经济体QE政策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以及美日欧QE政策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建立滚动回归模型,从动态视角分析不同经济体不同时期QE政策产生的时变冲击,以及美日欧QE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在“实施-退出-分化”不同阶段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日欧QE政策通过信心渠道、信号渠道和流动性渠道显著影响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就美日欧单个经济体而言,其QE政策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美国QE政策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产生了先负后正的影响,日本QE政策加大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波动,而欧元区QE政策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较为有限。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短期利差、VIX指数和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变动的解释力最强。此外,从整体视角来看,在QE政策实施期间,美日欧QE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产生了两次正向冲击和一次负向冲击,且正向冲击作用更显著。但在美国退出QE政策后,美日欧QE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快速回落,且在美日欧货币政策分化后转为负向,因此,中国要密切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进一步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