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我们在制定强行法规的同时，还要从人类自身做起，转变价值观念，确立新的文明观和新的道德伦理观。环境公益诉讼必须根治于环境伦理学之上，因为法律的优良必须是以伦理学作为基础的，伦理学本来就是研究“是”和“应当”的学科，抛弃伦理学，单纯的从法律制度上来阐述，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包括像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屠杀的法律制度是十分完善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当时的法律就是正确的，实证主义法学派与自然主义法学派的博弈在这里尤其激烈。我认为现代的法理学从其本质而言就是伦理学的法律化，虽然二者在实现方式上有差别，但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法律虽是外在的、强制的实行手段，但它对于人的教化，也可以实现个人的内省与自制。同时伦理学的一些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必然也被法律所吸收，可以认为良好的法律必然与底线伦理相一致。环境公益诉讼中还有很多理论困惑，如诉讼主体的不确定性、环境人权内容的不确定性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上，来分析人与自然的主体关系、人与人的环境关系。因为只有把思考的维度转向哲学、伦理学，才有可能正确解决上述问题，才能实现自然环境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