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译者开始登上翻译研究的舞台,译者的作用及重要性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译者的主体性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此外,译者同时也是诗人的情况也受到很大的关注。作为诗人,其必定有自己的诗学观和创作观,而诗学观和创造观则对其译诗时译者的主体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集诗人、作家身份于一身的译者入手,研究这类译者的诗学观对其译者主体性有何影响。郑振铎和冯唐既是诗人,又是作家。郑振铎《飞鸟集》译本被奉为经典,冯唐译本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褒贬皆有。因此,本文选取郑振铎和冯唐《飞鸟集》译本做描述性研究,并解决以下问题:第一,郑译和冯译各具何特点?第二,郑振铎和冯唐的诗学观有何差异?第三,郑译和冯译在其诗学观的影响下,译者主体性是如何体现的?通过对比分析郑译和冯译,本文总结出以下发现:冯唐的诗学观为“诗要源于生活,用于生活”,这对其译诗产生的影响主要有:首先,译诗采用押韵体和口语体,更贴近现实生活;其次,诗歌体现美感和乐观精神。而郑振铎认为,译诗要充分尊重原文及其作者,提倡中国人看的懂的语体“欧化”和非绝对的“直译”,因而他译诗时总是力求与原文的句式结构保持一致,力求译文不失原意,又保证译文流畅。